政治与理性(12)
2015-09-04 01:05
导读：在我看来，在治安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上，Von Justi的著作比Delamare法规大全的“导论”要前进一步。理由有四条。 一，对治安的核心悖谬之处，Von Justi界定
在我看来，在治安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上，Von Justi的著作比Delamare法规大全的“导论”要前进一步。理由有四条。
一，对治安的核心悖谬之处，Von Justi界定得更为清晰。他说，所谓治安，就是能使国家充分增长权力、发挥力量的东西。另一方面，治安还得让公民幸福，这里幸福被理解为生存、生活并提高生活质量。他完美地定义了在我看来属于现代治理艺术或国家理性的目标：发展构成个人生活的诸般要素，以使这些要素的发展也能增进国家的力量。
Von Justi区分了这种他称为“治安”（他同时代人也这样称呼）的任务和“政治”（Die Politik）之间的不同。政治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的任务，政治就是国家和内外敌人作斗争。而“治安”却是一项积极的任务：治安要同时增进公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力量。
要紧的是，Von Justi比Delamare更为强调一个在18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人口。人口被理解为一群活着的个人。他们具有一些属于同一个种族、共同生活的人们才具有的特性。（他们表现出死亡率和生育率；会发生瘟疫和人口过剩；呈现某种类型的地理分布。）的确，Delamare用过“生命”（life）这个词来表示治安的焦点，但是他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在德国，我们看到治安的对象就是人口，也就是生活在特定地区的一群人。
最后，只有读了Von Justi，才会知道治安不仅仅是一个Turquet描绘的乌托邦，它也不是一个系统编纂的规章大全。Von Justi声称要写出一本“治安科学”。他的书并不是简单地罗列了一些规定。它是一个框架（grid），通过这个框架能够观察到国家，也就是领土、资源、人口、城镇等等。Von Justi把“统计学”（对国家的记述）和治理的技艺结合了起来。治安科学既是一门治理的技艺，又是一种分析生活在一块领土上的人口的方法。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看上去，这样考虑历史扯得太远；相对于今天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也显得用处不大。我不会像黑赛（Hermann Hesse）走的那么远，他说只有“不断地参照历史、过去、古代”，才能有丰硕的成果。但是经验告诉我，对于动摇我们的确信和教条来说，有时候理性的多种形式的历史比抽象的批评要有效得多。历史上曾有数百年时间，宗教不能忍受人们叙说它的历史。现在，我们的各理性学说则回避书写自己的历史，书写这样的历史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我要展示的只是一个研究方向。这些只是过去两年我所研究的一些初步看法，也就是对我们可以称之为（用一个过时的术语）治理技艺的东西所作的历史分析。
这项研究建立在几个基本假设上面，我把它们归纳如下：
1．权力不是实体。权力也不是什么神秘的财产，必须孜孜探求这财产的起源。权力只不过是人们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自成一类，也就是说，它和交换、生产、交往不是一类，尽管它和它们结合在一起。权力的特殊之处是，一些人多少可以全面地决定其他人的行为，但是从来不会彻底地或强制性地进行。把一个人绑起来鞭打，他承受的只是施加给他的暴力（force），不是权力。但是如果他被诱使说话，当他用最后的手段就是宁死也不说，这样他就是被迫使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行为，他的自由就受制于权力，他就被治理了。如果一个人能保持自由，不论他的自由多小，权力仍能使他受制于治理。没有潜在的拒斥，就没有权力。
2．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来说，许多因素都决定着权力。理性化也持续不断地作用于权力。这种理性化有一些特定形式，和经济过程特有的理性化，或生产、沟通技术特有的理性化不一样，和科学话语的理性化也不一样。无论人们形成的团体是大是小，也无论权力是男人对女人，还是成人对儿童，还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还是一个官僚集团对全体人民施加的，人对人的治理都包含一定形式的理性，而不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