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后体制下的乡村政治：变迁与重建(5)
2017-09-19 04:42
导读：是公社国家政权机构的延伸。其社会控制有强大的组织依托。随着公社解体，党支部和 村委会的权力发生了变化，在有集体经济的地方，党支部和村委会
是公社国家政权机构的延伸。其社会控制有强大的组织依托。随着公社解体，党支部和
村委会的权力发生了变化，在有集体经济的地方，党支部和村委会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
控制能力，而在没有集体经济的地方，上述组织的社会控制能力则没有了组织依托，甚
至在一些有一定集体经济的地方，也面临党政气力权威降低的局面，村级组织权威下降
有机制上的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如村级班子素质低、待遇差、工作缺乏积极性等。
4.基层政权的政治输出。基层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最后一级，它连接着国家与社会。
国家的意志要通过基层政权向社会传递。因此，基层政权的政治输出对基层社会具有重
要意义。政治变迁具有内生变迁、选择性关联变迁和指导性关联变迁。（注：参见〔美
〕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
88年版，第12-14页。）在我国，由于社区实际状况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政治重建靠
乡村自治组织难以完成，而是需要政府的推动。因此，指导型的政治变迁在我国具有重
要意义。基层政权正确的政治输出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及政治整合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政治输出功能不足或不恰当则起负作用。政治输出功能不足表现在政权工作主要停
留在计划生养和收取各种费款上，（农民批评这类基层政权的工作是“催粮催款，刮宫
流产。”未能发掘政治体系在乡村发展中的功能，难以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政治输出不当主要表现为：过重的摊派、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特别是计划生养方面）、
作风不正等。直接降低基层政权的威信，削弱其在乡村的作用。（注：对基层政权建设
的分析，可参见李学举、王振耀、汤晋苏：《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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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社团组织的发展。家庭经营轻易形成散漫的乡村秩序，如梁启超所谓除纳钱粮外
，以讼狱极少，几与官府无涉的自然社会。（注：梁启超：《中国文化史》，中华书局
，转引自***：《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第269页。）这种乡村社会，使国家难以
动员社会资源。吉尔伯特·罗兹曼以为中国社会不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于动员资源能力之
低下，而动员能力之低下的社会基础则是乡村的散漫，缺乏联结家庭的中间组织。（注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五章。）公社
解体后，乡村社团组织得到了发展，但是发展的水平也是不均衡的。在落后的乡村，中
间组织主要有宗教和宗族组织；在一些较发达的乡村，则出现了各种经济和社会中间组
织。这些中间组织的存在，对乡村政治整合起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从后者来看，虽
然在满足成员需要和维护成员权益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发展的自主性和功能
发挥仍有待加强。
6.宗族和地方恶势力的扩张。宗族势力在公社时期由于公社***主义、集体主义意
识形态和制度结构而受到严重打击。公社解体后，为了弥补乡村整合的空位，宗族势力
有某种程度的回复。其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起到了稳定乡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
体制内权力提出了挑战。从总体上讲，公社后乡村宗族活动的回复还是以对体制内权力
的认同为条件的。（注：关于宗族兴起的原因及作用，参见***：《当代中国村落家
族文化》及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1995年版等论著。）但是从长远上说，宗族关系等低级关系并不是现代社会关系
，由于乡村组织中一个重要的现代化变迁，就是低级关系向次级关系的发展。（注：《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乡村社会变迁》第11页。）因此，我们应逐步将低级关系引导到次级关系上往。地方恶
势力是乡村社会控制放松后，一些村民私欲膨胀，道德堕落形成的。如《ｌｉàｏ＠①
看》杂志表露，河南省固始县万家沟，***开释职员袁从父子一伙，收买村主任、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