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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农村困境(2)

2014-12-05 01:39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固然与改革开放所推动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也与陆续出台的具体的体制改革措施有关，例如，过去曾经多年起作用的"粮票"[5]，由于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由此导致的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而被废除了；再例如，90年代以来，户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部分地被身份证制度所取代：从南到北，各个城市都在大搞基本建设，上各类工程和项目，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外来人口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找到一份临时性的或季节性的工作。现在，粮票取消了，身份证实行了，城里工作机会增加了 ，人多地少问题终于有机会开始缓解：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开始离土离乡，到东南沿海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求生存"。[6]
　　
　　在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中，有80％左右是从农村到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家人。到2000年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有12亿6千5百多万，其中农村人口有八亿多，农村劳动力4亿9千8百多万，在传统农业中务农的劳动力也有3亿5千5百多万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有1亿4千多万人。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中只有30%在本地或外地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虽然比例很低，但是考虑到人口总体的庞大数目，实际的流动人口大约在8000万人左右，他们按季节不等在各地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从业或"流动"，现在，许多时候他们还找不到哪怕是报酬很低、没有福利和劳保的工作！
　　
　　不仅如此，按生产方式和市场需求，传统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是1.5亿左右，留在乡村的3亿5千多万劳动力中，还有2亿青壮年可以被划入"剩余劳动力"的行列。这意味着当前就可以进入城镇从事其他行业的潜在劳动力有3亿左右，而目前只有大约这个潜在数目的1/3。（参见表1，表2）（表略）1996-1997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无论是按照国际组织的"标准"还是从普通人的观察、体验中，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大城市都已超过了"小康水平"，现在又在纷纷争着看谁能"提前实现化"，[7] 但是另一方面，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跌了30%以上，农村连续出现几年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在绝大部分中西部产粮区，农村人口的务农收入已经连续几年持续下降，农民收不抵支，增产不增收；[8] 一方面，从水平、规模、档次、品位等方面去衡量，省会城市以上的地方与世界"接轨"的速度都可谓一日千里，彼此竞相攀比，其声势之大，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另一方面，却是农村社区的大范围衰落：村乡财政负债严重，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秩序、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和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严重下滑现象；[9] 一方面，中国虽然没有像东南亚那样出现危机，但是失业和下岗已经构成90年代后半期的主要城市问题，大量国营企业的职工或者下岗或者歇业，有几千万工人加入了这个系列，同时每年新增几百万劳动力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因此各个大城市都先后出台政策，要限制进城农民，划分出许多种行业和工种，中高级的都不允许外来农村劳力插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还经常性地对外来人口进行"清退"；但是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开始大规模"转制"，即从原来的"小集体"转为私营或民营制、股份制，这又使很多在原来的乡镇企业大幅度减员，而在同时，农村外出务工的人数有增无减，不但农业人口大省如四川、安徽、湖南等继续有大量农村青年跑到大城市和沿海来闯荡，而且以前被认为的具有"保守意识"的"封闭地区"（甘肃、贵州、陕西等）的农村人口，他们也不一定多么年轻，更未必就是所谓"剩余劳动力"，也开始离乡了、出来了，加入了"农民工大军"[10]，中国农村出现了一方面人多地少另一方面却有越来越多的撂荒乃至"空巢"（举家外出）的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
　　
　　上述情况，是许多年来不曾有过多的，甚至也是不曾预料到的。以前长期困扰人们的，是粮食不够吃，稍微搞不好就闹饥荒。19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以后才是分田到户）以来，我们多数人的基本的估计是：农村总算是摸出了一套制度保障，农民也因此有了种田的积极性，即使还有问题，也主要是技术性的，诸如化肥农药能否在播种期间及时送到农民手上，价格是否比较合理，农民如何接受新品种的推广，等等；后来，才是如何让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理性算计，或者至少，不做亏本买卖），如何让他们学会致富；再后来，也无非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怎样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以及如何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等等。增收、减负和调整产业结构等话题，这几年来说多了、说滥了、说得谁也不愿意再听了，然而，也正好是这些年农村的情况更恶化了。决策的人甚至说到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地步，也有做农村研究的人极而言之："说的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实际上是连一方一计也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