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环境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5)
2016-06-02 01:01
导读：在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大条件下，在加进WTO、溶进以“和平与”为主题、以法治与人权为基调的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当中，
在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大条件下，在加进WTO、溶进以“和平与”为主题、以法治与人权为基调的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当中，假如能够捉住这一良好机遇，通过丰富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正确调整、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与争议引导到法治的手段（主要是行政诉讼）上来，尽量减少、避免非法治手段的救济方式和手段，则中国必能真正进步依法行政的水平，在法治、文明的框架内化解极有可能激化的矛盾，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这正是正确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终极价值所在。
（二）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
从夏商周开始，至清末中国法制近代化 为止的古代中国，为奴隶主***和封建主***的***政体。在君主***政体下，独裁君主凌驾于之上，不受法律约束，更不受法律制裁；好天子、好官吏成了中国古代清平盛世的主要，即夸大官吏执行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而不留意法律制度对官员执法行为的监视和约束 ；尽管也有监察机构，但主要反而是作为独裁君主加强独裁统治的工具 。故在古代中国尽管有《法经》这样的法律经典，有《唐六典》、《明会典》、《清会典》这样的封建行政法典，但在古代中国，连行政诉讼的思想和萌芽都根本没有，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至少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了。
1、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
从法制史的角度而言，近代中国主要是1906年后的清末，至1949年中华***终结为止。
1840年的鸦片战争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为中国的近代化，包括法制近代化创造了条件。经过“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尤其是从1902年2月清廷发布修律上谕，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开始，并经1905年12月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和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预备立宪” ，在沈家本主持的宪政编查馆的努力下，全面翻译、引进西律，修订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的法律及法律草案，从西方引进新型法律，推行司法独立、民刑分立，编辑独立的诉讼法典 ，中国法制近代化工作初步完成。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1）、清末。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设立行政裁判院，负责裁判行政职员在行政活动中因违法而导致的被控诉事件 ，尽管未能付诸实施，但在法律理念上，却是开中国行政监视法制化之先河。
（2）、中华***南京临时政府。根据1912年颁布的《修正中华***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临时约法》、《参议院法》的有关规定，在行政监视上，创建了“议会监视制” ，但无具体的行政诉讼制度可言。
（3）、中华***北洋军阀政府。1913的《诉愿条例》为中国首部行
政救济法规 ；作为行政讼机关，北洋军阀政府于1914年4月设立平政院和肃政厅，负责行政裁制和行政***。前者的受案范围是：（1）中心或地方官署的违法处分至人民权利受到损害的；（2）中心或地方官署的不当处分至人民权利受到损害的；（3）对中心或地方最高行政官署的处分不服而提起陈诉的。而后者则可***除总统以外的各级官吏 。
（4）、中华***南京政府。总体上而言，中华***南京政府在立法方
面成绩斐然，在当时即有“六法全书”之说。在行政诉讼方面，似乎并没有其他法律领域那样辉煌。有1930年3月公布施行的《诉愿法》，受案范围与北洋军阀政府的《诉愿法》相近，即人民对中心或地方官署的处分有“违法”、“不当”、“不服”情形时即享有行政诉权；但随着独裁统治的深化，1933年6月23日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则与北洋军阀政府的《行政诉讼法》不同，规定只有对违法的行政行为才得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仅有一审 。即在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大有退步之趋势。
对于中华***时期的行政诉讼，一般以为，“每年办案数目极少，所以不少法制史专家以为这段几乎即是零，形同虚设而已” 。但是，这种结论可能从角度考虑过多，而无视在移植、
法律史上，中华***在承继清末法制近代化进程、终极完成中国法制近代化事业上的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