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一）律毕业论(2)
2017-10-15 06:23
导读：二、从对策到解释 为什么要进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者在研究中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对于这些题目，研究者尽管各有自己的体会，却很少
二、从对策到解释
为什么要进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者在研究中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对于这些题目，研究者尽管各有自己的体会，却很少有论述清楚者。在刑事诉讼法学已经有一定发展的今天，这些题目如得不到令人信服的回答，这门学科将来的发展方向就将大成题目。这是涉及到这门法学学科学术功能和学术品格定位的大题目。
比如说，今天中国的学者讨论沉默权、辩诉交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展示制度、审判前的司法审查制度等一系列的题目，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从实现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这些规则或制度无一不是具有正当性的；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它们也确立在几乎所有“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之中。但它们却没有一项能确立在中国法律之中。同时，经常有来自实务界的人士果断反对这些规则和制度，理由是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还有的人士主张，需要反对的不是这些制度和规则本身，而是在目前的中国法律中确立它们。究竟，中国目前的侦查制度、司法体制与这些规则和制度是不相容的。还有些人士采取“相对公道主义”的态度，也就是在承认一系列现代诉讼制度公道性的同时，主张在中国移植这些制度时需要考虑中国本土的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措施。（注：“相对公道主义”的提法，始见于龙宗智：《相对公道主义》，《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另参见龙宗智：《相对公道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以下。）
可以说，这样的学术讨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但也不幸地陷进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事实上，为中国法律所排斥却具有“正当性”的原则、规则和制度远不止上述这些。诸如具有特定身份和职业的证人拥有拒尽作证的特权、口供自愿性、侦查官员出庭作证等一系列的证据规则，包括控审分离、一事不再理、司法独立等在内的诉讼原则，以及违反程序法的法律后果、对程序正当性的司法审查等带有程序法特色的制度，不仅在中国目前法律中没有确立，而且也为相当多的实务界人士所反对。而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也同样是不难论证的。在这些题目上，研究者通常截然分成三派：“激进派”，以为这些规范在法哲学上具有正当性和普适性，因而主张全面确立它们；“守旧派”，以为这些规范几乎都来自西方，直接引进中国事不现实的；“折衷派”，以为应当承认这些规范的公道性，但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却采取守旧的态度。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表面看来，刑事诉讼法学中的很多题目都引起中国学者的讨论甚至争叫，形成了一系列的热门，显示出学术上的繁荣。但是，只要对有关的讨论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几乎所有讨论都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着“该不该确立某一制度”在进行，这些研究大都流于一般的对策分析，而很少有高屋建瓴、富有新意的理论论证。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人们很难充分体会到理论思辨和学术论证的魅力。其中，“激进派”的言论尽管并不守旧，但它们在论证上几乎都没有超越西方学者，甚至在进行低水平的理论复制。这也难怪实务界人士普遍对这种“以西方的理论论证西方的制度”表示反感了。题目的关键可能在于，这些制度的普适性需要在中国背景下加以重新反思和考察。“守旧派”过于夸大中国国情，但未必能说清楚“国情”究竟是什么。从中国目前的公检法职员的素质、侦查水平、司法体制等方面来看，几乎所有现代诉讼原则和证据规则都与此有较大的矛盾，甚至连刑讯逼供都具有可容忍性。但另一方面，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侦查中心主义、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等一系列题目的普遍出现，都在表明这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甚至刑事司法制度都需要大规模的改革。这也同样是所谓的“中国国情”。
看来，题目出在研究者对待学术的态度上面了。中国古人夸大“学以致用”，这本没有错。但假如将这一点夸大到极端，甚至达到庸俗化的程度，那么，一种功利主义甚至工具主义的学术态度就会出现了。但是，假如学术研究仅仅以改进司法为目的，那么，法学家远不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设置的“调研职员”更了解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所提出的对策更不如后者具有实际的效果。假如学术研究仅仅将完善立法、改革司法制度作为其终纵目标，那么，法学家也不如立法官员更善于协调不同部分的利益，也不如他们更精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并加以折衷。更假如研究者在提出一个思想、理论观点时，首先要考虑它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能够实现，或者至少能够为立法决策者所接纳，那么，任何富有新意而又与现实不符的思想、观点可能都会成为“一纸空言”，学术研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往了。面对如此情况，人们不禁会怀疑法学家职业群体存在的价值究竟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