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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古往今来,无数位研读过孔子的后人无不把《论语》视作其最要紧也最本真的文章。但问题却是,在是书之中,孔子是自己在说话吗?不,是“子曰”/“孔子曰”;而且孔子一定就是其中所谓“子曰”/“孔子曰”中的“子”/“孔子”?很难讲。尼采可以说书中的话都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非其本人——他本人则不过只是一位记录者,就像柏拉图写的对话,其实也并不是柏拉图本人在说,而是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一类的“角色们”在说一样。因此其中的问题,看来却依然是,《论语》中之所谓“子曰”/“孔子曰”的“子”/“孔子”,难道不会是一个“角色”?若如此,那么他到底要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完全可以如此质疑——而这一点无疑也同样是古典哲人及其哲学为免于迫害而本能启动的另一种安全、必要而又稳妥的保护机制,进而达到“(使)不仁者远矣”——使那些“不仁者”或非哲学的大多数从此而走得远远的这一最根本的目的。于是乎,它们往往总是给他们留下“假话真说”而非“实话实说”这样一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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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假话真说”还是“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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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每一部著作中的每一句话都能给人带来灵感并给人以难以忘怀的印象,而有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段话、几句话、一句话甚至于一种理念或者几个字。但若不通读、细读全篇,则是无法理解它的;当然,也就无法切实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因为这样的雅言和隽语,并非总是明火执仗地存在于著作的“前言”或“后记”之中,亦非总是明晃晃地摆在仅仅寥寥数语的其著作之“目录”里面,而是一般多深埋在著作的中间部分或中间偏后的部分,深埋在一大堆密密麻麻的文字里面,甚至于更深埋在其中的一个注脚当中——当然,如果其中真的有的话;尤其是那些堪称为“经”或“经典”的伟大著作,更是如此。这看起来,就好像是经典作家们在十分有意地同我们捉迷藏,在同我们开着一个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似的。而且也许会有人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这有可能么?经典就是经典,而且他们差不多要说,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可谓是金玉之言,都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因而当需要去不加分别地颂读或背颂才行。于是乎,其中的雅言、隽语或闪光点,便湮没在经典作家昔日制造的成堆的字山词海之中。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茧自缚——要知道,他们很有可能是有意在这么做的,而且他们也很可能希望去达到这样一种结果;此时此刻,或许他们正躲在经典的背后暗自窃喜,或者正朝着我们偷偷地笑呢?他笑其成书的所有目的都达到了:既达到了他明哲保身、免遭迫害(persecution)(或至少说是免于背井离乡、奔波流浪,就好像司马迁笔下《史记•孔子世家》中“非兕非虎,率彼旷野”甚至“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孔子那样;或者说,也就像挂印而去、西出阳关,不得已作《经》五千言后,从此而不知所踪的老子那样)目的,又达到了他以此而保护哲学,捍卫背离众神、破除宗教迷信的哲人精神[125]之目的——一句话,其所有的目的与初衷,可以说从中都达到了,尤其最终达到了使“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百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仁者”与“知者”以及使“不仁者远矣”。既如此,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更多的大概拥有着马克斯•韦伯一样的“知性真诚”的当代知识分子或读书人(即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仁者”与“知者”)从中显然已发现,其“真诚”似乎完全被古典时代经典作家们的话给亵渎了——因为他们发现:那些经典中的话,无疑都是用来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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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由此而断然指出,如果不说它们是经典作家们的“假话假说”,亦至少应当说是他们的“假话真说”而不是“实话实说”——这无疑乃是一个惊世骇俗的重大发现;而且这一发现,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至少它说明了发现者们的“知性真诚”,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其实还是看书的——毋庸讳言,只是他们似乎尚未看得进去;而且即使他们看进去了,但遗憾的却是,他们似乎更未从中“进一步”或“退一步”地走出来。发现一部《论语》中似乎到处都充斥着谎言,应当说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说《论语》中的是“假话真说”而不是“实话实说”,大概也不无道理——不能说这不是一种“发现”;然而,这种问题意识、这种仅仅停留于文本表象的“问题意识”,老实说未免又太肤浅、太浅薄了。别忘了,其实尼采早就曾说过,上从来就没有哪一位“真正的哲人”是“真正诚实的”;至于说到孔子本人,亦盖莫能外——但其中的问题却是,这到底是他无意的还是有意的?是他在有意欺骗普天之下所有的人还是他在有意欺骗其中那些非的大多数(the unphilosophical many)?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仍是:究竟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要欺骗?难道仅仅意识到他在说谎、在欺骗就足够了?难道说仅凭这一点便可以妄加揣度、遽下结论,进而更说他是“假话真说”而不是“实话实说”?话大概不能这么说;但遗憾的是,这种杂音在当下界中,却分明是存在着的。
哲人尼采说,“稀罕的声音只有稀罕的耳朵才能分辨,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解释”,“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和品德轻而易举地超过我们,那么我们就完了;但如果这没有发生,那么我们就更完了”[126]。而“四书”中承载着的,无疑正是这样一种“稀罕的声音”与“稀罕的思想”,而且其中,无论是发出过这种声音和思想的孔子,还是其他声音和思想的生物,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维特根斯坦说,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应当保持沉默。
在此,仅就孔子——就《论语》、《中庸》乃至于一部“四书”中的孔子而言,他是历史上的一位诗人、哲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位伟大的哲人;同时,他也是一个“骗子”——一个“假话真说”而非“实话实说”的十足的“骗子”:
孔子有曰,曰天下难曰之事;
仲尼在骗,骗世间可骗之人。
曰曰曰,曰外曰,一曰再曰;
骗骗骗,骗中骗,当骗则骗。
然而另一位诗人、哲人、政治哲人和大骗子尼采在一旁却说,哲人们只是在他们“自己的不幸中骗人,正如其他类型的人在他们的幸福中受骗”。因此如果“其他类型的人”尚未发现自己被骗的话,孔子达到了目的;已经发现自己被骗,显然孔子也达到了目的。然而假如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被骗,或者说《论语》中的孔子确实没有在骗自己的话,则恐怕孔子更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这大概也正是其中“子曰”/“孔子曰”的根本用意之所在。不管怎么说,《论语》之作,并非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蓄意勾结起来、有意地要去骗人,圣贤们在上不可能会有那么阴暗、不可能会有这种文人雅兴,也不可能会有这种闲情逸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