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和《论语》为文本，从学的角(2)

有趣的是，所谓“人与禽兽之别”或者“人禽之辨”，同样是2000多年前亦即在亚氏前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哲人们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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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春秋榖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中曾说得十分干脆：“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由此可见，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乃是因为他们会说话；否则，人将不成其为人。问题难道真是这样吗？所谓人与禽兽之别，难道仅仅在于能否会说话？对此，《礼记》的作者显然是持完全反对的态度的：“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1]如此看来，“能言”/显然不是人与禽兽间的本质区别，或至少说人不可以之而自别于以鹦鹉和猩猩为代表的禽兽；换句话说，语言本身并非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客观边界因而也便不可能天然地成为人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边界——如果说它真的不幸或有幸地成为这一边界的话，那么也只能说是人自己主观方面的事情。并且在《礼记》的作者看来，所谓“人与禽兽之别”当在于“礼”；同时，在孟子看来，它又在于“仁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2]。此外，在《荀子》看来，这一区别则不过仅在于一个“义”而已：“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13]。而且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并且认为，“人道莫不有辨”：“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状亦二足而无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14]。如此看来，有如“能言”一样，“仁”本身显然也不能构成为人与禽兽间的区别，而这一点又深为所认同。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15]郭庆藩《庄子集释》对此注曰：“仁者，亲爱之迹。夫虎狼猛兽，犹解相亲，足明万类皆有仁性也”。至此，可以作为人与禽兽之别的只有“辨”、“义”和“礼”了——其中“辨”本身，不过只是一个何以“辨”的过程，而以何“辨”才是其中的症结与关键之所在。至于“义”与“礼”则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史上一前一后、前后相接、密切联系、不离不弃的两个理念。《》有言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16]——其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据《中庸》载，子曰：“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其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礼”乃是继“义”而后起的一个思想理念；至于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17]——而此间一句“礼后乎”，则显然也同样是一个关于“礼”乃后起而非前定的问题。更何况“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18]，又是变动不居、与时俱进而非一成不变的。因而可以构成为人与禽兽间区别的，看来便只有一个“义”了；与此同时，这个“义”又是与“仁”既相反又相成的——如前所述，它们分别源自于“亲亲”/“亲亲之杀”、“尊尊”/“尊贤之等”这两个更古老的思想理念。在唐代学者李观看来，“二为儒之臂”[19]，无“二”便无“儒”，单一的德目在那里是并不存在的而且亦将无从取义。因而可以充当人与禽兽间区别的，只能是“仁”与“义”，而不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一个。

但这个“仁”与“义”，到了庄子那里，更被形象地替换成“命”和“义”，并认此作普天之下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两条“大戒”/基本边界/最后底线：“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20]并且在他看来，既然人“生（于）天地之间”、“处于天地之间”[21]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那么他就自然无法逃脱掉这样两条根本宿命——其中，前者可称之为/人道，是“子之爱亲”而又“不可解于心”的“命也”；而后者，便可视之作/，是“臣之事君”而又“无适而非君”的“义也”。而且在古典哲人那里，伦理与政治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其中，伦理就是人道，而政治则亦是人道而且是其中的“道之大者”，最大的人道，正所谓“人道政为大”[22]；亦有如《礼记》之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23]。若概而言之，就是由亲而尊、仁而义，人伦而政治、父子而君臣，从内至外、由近及远，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这也正是古已有之、有源有流、源远流长的“中庸之道”这一基本伦理精神和重要道德传统。但这里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思想理念需要预作澄清，那就是什么是“政治”、古典/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如前所述，古希腊大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而亦明确说过，“人道政为大”。此外，德国现代著名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及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则更明确主张，“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24]，“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25]。并且认为“政治性属于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乃是一种命运；因此人无法逃避于政治。政治之无可逃避表现在这样的矛盾中，即如果人们试图取消政治，就必然陷入无措的境地”[26]——“因为人类就其总体而言在生存上是通过政治参与而得以理解的。政治就是命运”[27]；同时，也是因为所谓“政治”，就其原生意义而言，并不是一项极少数专家或政客们的专利和特权而是所有人都应当并且可以参与其中的整个人类共同的伟大事业。它是一项政治事物同时也是一项人类事物。所谓“政治事物，或者说人类事物”，在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同时又最引起争议的政治哲学学者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看来，同样不是别的，乃“是理解一切事物的关键”[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