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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和《论语》为文本，从学的角(5)

2013-05-15 20:29

仅以一部《老子》而言，众所周知，其通篇中所谈的无疑乃是“恒道”或者“常道”，乃是所谓“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53]，“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侯王无以贞，将恐蹶”，“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毂，此其以贱为本耶非”[54]一类的思想话语；而且这一点，若用徐梵澄先生《老子臆解》的话说，“老氏书，为侯王而作者也”，“老氏之道，用世道也。将以说侯王，化天下”。它所讲的是侯王的志欲和愿欲，谈的是至高与至贵方面的问题，并不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对此，老子本人心里十分清楚：“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55]。正如尼采之所言，“稀罕的声音只有稀罕的耳朵才能分辨，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解释”，而且“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教育和品德轻而易举地超过我们，那么我们就完了”[56]。与此同时，按照金克木先生《书城独白》一书中的意见，如果说《列子》是给平常人讲的哲学、《》是给读书人讲的哲学的话，那么《老子》便是一部给特殊人讲的哲学[57]——而这其中的“特殊人”，很显然就是“侯王”。可别忘了，《老子》一书当时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形下写的：“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之久，见周之衰，迺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迺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如此看来，《老子》一书又并非只是“除了哲学家外，谁都不让见到”的问题，他的话显然更是对柏拉图之所谓的“哲人-王”说的。

; 司马迁说过，“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58]其实一部《老子》无疑正是这样一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想秘笈，而且老子本人似乎早已料到：尽管“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然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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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59]——其实这才真正是一部《经》得以成书的根本用意之所在；而且其作者的这一根本用意，在实际上，显然已经完全达到了——既“甚易知”、“甚易行”，而又“莫能知”、“莫能行”；既“则我者贵”，而又“知我者希”；然而，究其原因，则只有一条：“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既退藏于密，而又藏而不露。“就如金苹果装在银器（maskiyyoth）里”，只为专家而保留[60]——甚至于只为他心目中的“侯王”/“哲人-王”而保留。如此看来，一部《》无疑是古典时代作品中的一个既普通而又极端的例子。不管怎么说，它的言说对象总是单一的——无论是金先生之所谓“特殊人”，还是徐先生（毋宁说老子）之所谓“侯王”以及柏拉图之所谓的“哲人-王”。

再就一部《论语》而论，它显然属于那种既“仅限于对精心挑选的学生进行口头”而又“用‘简短指点’（Brief Indication）的办法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方面的最典型的作品。如前所述，《汉书》的作者、汉人班固对此的意见无疑是对的，一部《论语》中的“子曰”/“曰”都不过只是孔子面对他的学生们在说话，当面鼓，对面锣，耳提面命，口耳相传，因而包括我们在内的上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位阅读者，都不过只是一个个局外人或旁观者而已。作为一种对话体的作品，当时特有的谈论背景、论述习惯、话语情境、言说样式和思维定势是怎样的？其中究竟还有多少潜台词、画外音或言外之意？还有多少配合当时对话人物的必要动作和生动表情以及这一切的一切之中到底又蕴藏着多少道德宏旨与微言大义？这显然是孔门内部的事情。对此，我们已不得而知，而且亦难以想象。

而且即使在孔门内部，纵观一部《论语》，据本文，其中一个“问”字竟达121个之多，占其全篇文字总量（15，927字）的近1%，主要有：“问仁”、“问礼”、“问孝”、“问知”、“问耻”、“问政”、“问友”、“问明”、“问死”、“问陈”、“问行”、“问君子”、“问为仁”、“问知礼”、“问为邦”、“问事君”、“问成人”、“问子产”、“问子西”、“问管仲”、“问礼之本”、“问禘之说”、“问事鬼神”、“问善人之道”、“问闻斯行诸”、“问崇德辨惑”……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且其中还有诸多虽无“问”之名而又有“问”之实者。放眼过去，信手拈来，真可谓是一曲曲凄美哀婉、愁肠百转的“千万次地问”——而这太多的“问”，至少从表面上看，为众多弟子们所关注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细心的读者定会发现，对弟子们每一次这样的“问”，孔子本人都会“因材施教”、十分审慎地给予回答；即使被问到了同一个问题，他也都会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而这无疑是孔门内部有关于孔子在“对谁说”问题上的最明显最极端的例证。如此看来，对谁说的问题显然是重要的，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内外无别（相对于内外有别）。诸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这无疑使弟子公西华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对此，孔子已说得十分明白：“求也退，故进之；由也进，故退之。”[61]——而这又无疑乃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而且是孔子本人亲口交待给我们的。此外，至于其他与此相关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尽管孔门中的众多弟子都是付了学费前来这里学习的[62]，但乃师孔子却并不是对他们每个人之所问都要说、都要语或者都要回答的。对此，孔子本人同样已说得十分明白：“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63]换言之，孔子之本意寓于微言，非中材以上不能知。小康之世平庸至极，贤圣们会活得百无聊赖的。他们的理想与百姓生活间扞格不入——对此，他们心知肚明，但却又不得不明言：“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64]——无论如何，《论语》中的孔子的确有“的声音”，而当下的历史学家与家们却往往是听不见的。当然，这同样没什么好奇怪的，“欺骗或迷惑民众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在“气质上和天性上不宜听”“稀罕的声音”[65]；或者可以更干脆地说，他们天生就没有长着可以听出这种声音的耳朵。而且这一点又是怪不得别人的，要怪就怪他们自己——怪他们自己那与生俱来、自然而然、自己如尔、不可移易的禀性或者天性（nature）。《中庸》上说，“天命之谓性”。对此大概没有人可以改变——无论是其中“仁者见之谓之仁”之所谓“仁者”还是“知者见之谓之知”之所谓“知者”，而且其中“谓之”一语的主观臆断之意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