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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和《论语》为文本，从学的角(9)

2013-05-15 20:29

于是乎，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不幸地看到，依然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坚持认为一部“孔学”不过只是一门“仁学”/“人学”；但究其实，亦不过是为这太多的“仁”字遮蔽了其“不具哲学家潜质的”双眼——要知道，“仁”/“人”不过乃是孔学乃至整个先秦儒学的起点而已，其中的“道”、“德”/“”/“道德之意”尤其是其中的“道”，才是其根本意旨之所在；反之，若据此以观，则太史公司马迁假乃父司马谈之口所谈的道、儒、墨、法、名、农、兵、小说等诸子百家，究其实，又哪一个不是“人学”？哪一个不是与“人”的问题有关？而且要知道，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并不意味着多元、多义，而是深为作《易传》的孔子本人所叹息和反对的。而“道”/“如如”/“逻各斯”/“理性要么是唯一的，要么它就不存在。”毋庸讳言，拒绝神话、躲避崇高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于是乎，人们总是缺乏对经典（canon）的真正热爱，也缺乏亲炙伟大作品的渴望。对那些耳熟能详的“大书”（the great books）或“之书”，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即使并不对它们了然于心，至少也可以略知一二，而且之略知一二大概便足够了。于是乎，每个人看起来似乎都很懂。但问题是，熟知未必真知。“我们不能成为哲学家，但我们可以热爱哲学”。但这要靠“倾听伟大哲学家之间的对话”，也就是“研究他们的不朽著作”。然而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这种对话不会出现……我们必须实现这一对话”。“本性之善的观念或善的观念必须予以重新思考并加以恢复，为此必须回到这一观念由此产生的基本经验。因为尽管‘哲学必须谨防希望给人以启迪，然而哲学却必须有启迪作用’”。“我们只有经常理解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才能发挥我们的理解力，而这一理解活动可以伴以对理解的理解……这种经验又完全独立于我们主要的理解是令人愉快还是令人不快，是美丽还是丑陋。它使我们认识到，要想理解，我们就必须承认所有的邪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必然的。它使我们能以上帝之城的好公民的精神接受发生于我们身上的邪恶，而且很可能是使我们伤心的邪恶……在意识到心灵的尊严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人的尊严的基础以及世界的善。但不管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创造出来的还是自存的，它都是人类的家园，因为它是人类精神的发源地”[113]。对《论语》中出现的118个并且高居榜首的“知”字同样应当作如是观——要知道，“爱智”（Eros）并不等于智慧，而且“学哲学、用哲学”也并不等同于哲学本身。将“孔学”错判为“仁学”/“人学”已让人疲于招架，若再其仅仅误识为“知学”/“知人之学”，无疑更叫人难以消受。

由此可见，无论是长达五千余言的《老子》还是多达15，927字的《论语》，无论是老子的“言”还是“子曰”/“孔子曰”，他们都说得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他们说的都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持续发展、不走极端、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率性自然、无为而治的“中庸之道”，而且也都可以说是紧紧围绕着这个“道”而“言”而“述”而“说”的。那么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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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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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如果说《论语》中的“说”是通过哲人孔子与其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年轻弟子们的对话来体现的话，那么《老子》中的“说”更有似于哲人老子的内心独白。然而我们却注意到，无论是对话还是独白，他们都慎用一个第一人称“吾”字，尤其当他们在直接谈到自己的“言”或者“道”的时候。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14]据本文，这是一部《论语》中孔子用到的90个“吾”中唯一一次以“吾道”开口的话，而且这句话又是他主动对弟子曾子说的——其实一部《老子》之中，在其19处以“吾”字开头的话语里，也只有一句，即以“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之“吾言”（更不要说“吾道”了）发语的话。当须知，这样的话，在古典时代几乎到处都充斥着“可能的传说”、“可能的意见”或“高贵的谎言”（the noble lie）的伟大作品中是十分忌讳的；换句话说，正常情况下，经典著作总是要把这样的“传说”、“意见”或“谎言”“留给那些哲学读者，让他们从其诗意或辩证的貌相中解开真理的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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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他指明了这些观点中哪些是高贵的谎言，哪些又是更高贵的真理，那么他的目的就要遭到挫败”，而且“没有什么比他们各自对待‘高贵（或正义）谎言’、‘虔诚欺骗’、‘有意误导（Ductus obliquus）’或‘真理之节约’的态度更值得圈点的了”。然而这其实不可叫欺骗，也不能说是“假话真说”，要知道“当他们把我们称之为‘考虑责任’的东西叫做是‘高贵的谎言’的时候，他们可能恰恰比我们更诚实。”[115]换句话说，以为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样的古典/前现代家们那里找到“实话实说”，显然不啻于一种奢望和梦想——当须知，这份“内敛的财富，只有经过漫长、艰辛、却也总是愉快的劳作之后，方能将之开采出来。”[116]

; 仅就其中一部《论语》而言，不要说上面有关于“闻斯行诸”那个典型例子，就是有关弟子们的其他的“千万次的问”，孔子几乎也没有哪一回给予过相同的回答，有过完全相同的说法，尤其在对“道”的问题上。

; 那么这个“吾道”或“夫子之道”到底是一种什么“道”？曰“忠恕而已矣”。而这显然与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样，是用来骗人的；倘若信此不疑而只认定其中的这一个“忠恕”的话，则势必将与之相去甚远矣。对此，曾子后来曾说得十分明白：“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117]，因此不可望文生义；与此同时，顾炎武亦明确指出，“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旨矣”[118]。如此看来，对这个“道”的探求绝不可仅仅凭靠着文献中露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的。孔子曾明确地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且还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19]；甚至更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20]其所以要“志”存于兹并且不以“恶衣恶食”而为耻乃至于竟可以为之而死，想必这个“道”是不会如此简单的——无论《论语》中的“道”，还是《老子》中的“道”。

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从苏格拉底、泰勒斯甚至更早的时代起，原初、原生、原创或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或者哲学）本身大概就不是什么可以用来讲给大多数民众们听的东西；否则，若每个人都像当年那位少时佣耕的陈涉那样，怅恨久之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都像当年初见秦始皇打自己眼前走过的项羽那样，说上一句：“彼可取而代之也”的话，那么众多无辜的人们又将会因此而重新遭遇到怎样的一种灾难性的命运安排呢？因此还是孔夫子对此看得最为真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21]。在西方史上，这往往被称作“苏格拉底问题”；或者可以按柏拉图的说法，将其称之为“高贵的谎言”（noble lie）。否则，其结果势必将走火入魔（gone mad）——而这并非意味着什么“愚民政策”，亦非表达什么“身教大于言传”的道理——康有为对此尝作如是说，“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那么，为什么不能“说”、不能“白”或不能“言”？曰“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曰“言”则就要变成社会现实，就会“致使亿万京陔寡妇，穷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122]，如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所言“蛋和蛋壳都破碎了”。这太可怕了但却绝非危言耸听。也许康子并不知柏拉图之所谓的“高贵的谎言”，但他却不可能不深谙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123]、“大道可安而不可说”[124]。于是乎，他最终才要“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吧。然而“不忍白”并不等于不“说”、不“白”，而“微言”也并等于不“言”——“微言”无疑乃是业已“说”出来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大张旗鼓地“说”、明目张胆地“说”而最终使之退藏于密、隐而难明罢了。但问题却是，既如此“不忍”，又孰能知之？由此可见，“对谁说”、“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真是太重要了。其实，《论语》中的那位总是在不厌其烦地与弟子们对话的孔子，其一番良苦用心，盖胥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