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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和《论语》为文本,从学的角(6)

2013-05-15 20:29
导读:四、说什么? ; 说什么?对中国古典哲人而言,显然是“道”的问题;当然,其中也说“德”,若合而言之,则即为“道德”——在金岳霖先生看来,这正



四、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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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对中国古典哲人而言,显然是“道”的问题;当然,其中也说“德”,若合而言之,则即为“道德”——在金岳霖先生看来,这正有如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logos)、印度哲学中的“如如”一样[66]。

在司马迁看来,“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67]——这里无疑已将老子的“道”提升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位;同时,亦可印证钱基博所谓“独《老子》冠时独出,为诸子之祖”[68]以及郭沫若于《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所指出的“老聃是百家的元祖”。尽管这里并未提及孔子,但“皆原于道德之意”一句话,显然已将其囊括其中;更何况刘勰尝曰:“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69],而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则亦云:“孔学本出于老”。

其中老子的“道”当自不待言,为此他已说得十分明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0]王弼对此注曰:“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也就是说,所谓“自然”,究其实就是“本然”,就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或者说是“自己如尔”。有关于此,张岱年先生曾明确说过这样的话,“所谓自然,皆系自己如尔之意……道之法是其自己如此。”[71]换句话说,所谓“自然”,其实不过就是事物初始的样子或者说本来的样子。同时,老子为此还曾“能近取譬”:譬之于人,则“比于赤子”[72],“复归于婴儿”[73]——这是因为,所谓“赤子”、“婴儿”乃人之初始;譬之于物,则又比之于木,“复归于朴”——这是因为,所谓“朴散为器”,就是天然去雕饰而未加工成器之木。于是乎,“圣人用为官长,是以大制无割”[74]。这大概就是老子之所谓“道”——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道,可以为天下母的道,率性自然、无为而治的道;或者用金岳霖先生的话说,“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并且他还认此作“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75]

那么,在的孔子那里,其“道德之意”又是什么?曰:“中即道也”[76],“道无不中”[77]。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78]也就是说,“仁义礼乐”,究其实,则不过只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和对象之所在;而“道”、“中”或者说“中道”,才真正是其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而且若仅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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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思想理念而言,《荀子•天论》中有云:“礼者,表也”;而庞朴先生在《辩证法研究》中亦明确指出,“礼就是中的化身”。此外,《礼记》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9]?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0]?以及《汉书》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81]?但其中的问题是,什么是“中”、什么是“道”或者说什么是“中庸”呢?

对此,《中庸》篇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无疑是对“中”(以及“和”)的最要紧也最本真的界定;也就是说,所谓“中”或“中庸”,其原初之意,就在于人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这样一种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又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至于“发”并且“发而皆中节”,便是所谓“和”或“中和”,或者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同时也只有“致中和”,“天地(才能)位焉,万物(才能)育焉”,从而也才能达到“生生之谓《易》”这样一种境地,实现《易》之所谓“生生”——即生之又生、持续发展,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但这个“和”或“中和”,务必要通过“中”或“中庸”才能得以实现;换句话说,所谓“中和”,乃是“中庸”之所企盼达致的一种目的、结果或归宿而非什么手段、途径或方法,而且除此而外,别无他途。惟其如此,它才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惟其如此,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82]

此外,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83]——实际上这如何可能呢?职是故,对此,似不必过于认真;否则,就上了他的当。因为我们更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子贡的确曾向孔子问起过天道,而乃师则亦曾作过“予欲无言”的表示;而当子贡又进一步追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时,于是乎孔子便作如是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84]——其实,孔子在这里无疑已为我们豁然揭开了所谓“不可得而闻”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的全部秘密,若一言以蔽之曰:率性自然,无为而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用《中庸》的话说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大概便是孔子之所谓“天道性理”吧?既如此,那么,人何言哉、地何言哉、天何言哉,道亦复何言哉?而且“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85]“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86]试想:子贡其人,无疑乃是孔门中的“受业身通之徒”,“言语异能之士”[87]——聪明得很。既如此,则其又何以愚钝到不能正确领会乃师说话意图的程度呢?对此董仲舒的一句话,说得可谓直截了当:“圣人法天而立道”[88];同时顾炎武对此似乎看得更为真切、明白:“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89]既如此——既如此自然而然、自己如此或自己如尔的问题,还有什么可以言说?

那么作为一种前提和基础的“中和”如何得以确立,或者说作为一种状态或结果的“中和”何以才能达至?何以才能“致中和”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言以蔽之曰:“中庸”。正有如《逸周书•度训》中之所谓:“和非中不立。”

然而在“和”与“中”或者“中庸”与“中和”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朱熹看来,“变和言庸者”,“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90];按照他的意见,“中庸”这一理念是完全可以包蕴和涵摄着“中和”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说,或许将其称之为“中庸”,要更为合适,因为在基本理念上,前者包含着后者——原因本身即暗含着结果,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在《中庸》看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也就是说,在“中”与“和”二者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对此,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91]——其意思是说,“中”乃是“道之体也”,而且“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而“和”则不过只是“道之用也”,同时又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由此可见,所谓“和”者无疑乃是“中”之为“用”也,是“用中”,即连续不停地“用中”、持续不断地“用中”乃至于始终如一地“用中”;或者说是“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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