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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和《论语》为文本，从学的角(11)

2013-05-15 20:29

要知道，其实平时大家都很忙，而圣贤们也是一样。在孔子看来，只有那些“行有余力”、衣食无忧，只有那些不愁吃、不愁穿的人才可能去学习知识。对此，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说过，“一切都是忙出来的，惟独文化是闲出来的”，可谓深得孔子这句话的真谛；当然，也可能是其自家体会——也就是说，《论语》中的“子曰”/“孔子曰”，到底是不是在欺骗，其实就在于有意与无意、有心与无心之间——它们可以说是既有意而又无意的，其关键就在于：阅读者们是不是对其真的有心了——说者有意，听者有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论语》中的话可能什么都是，于是乎，几千年来，它才可以不断地被解释和正在解释着；但其中有一点却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它不可能是“实话实说”，绝不可能。因此若有此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应予肯定；但这种发现，无疑又只是认识经典、认知一部“四书”的最基本起点——因为其中比这更主要也更本真的问题却是：何以致此？何以“四书”的作者、中国古典时代诸位伟大诗人、哲人、诗学哲人或政治哲人要“假话真说”或“假话假说”而不“实话实说”或“真话真说”？

当代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告诫我们，“面对大思想者明显的矛盾必须慎微，留心此处可能有难言之隐”——而这“明显的矛盾”之处的存在，大概便意味着“大思想者”很可能在“假话真说”、在“说谎”；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要“假话真说”、要“说谎”——只是因为，在其内心深处埋藏着“难言之隐”。换句话说，在他们“明显的矛盾”之处，或者在他们“说谎”的背后，亦很可能存在着某些“难言之隐”——对此，他们深知难以启齿、说不出口、不好说或者根本就拿不到台面上来以示诸于众人——尤其是示诸于那些“非哲学的大多数”（the unphilosophical many）。而且此方面的例子，《论语》之中，是俯拾即是、屡见不鲜，不胜枚举的；特别是其中的《论语》，更是一部“谎话连篇”之作。

不管怎么说，能够意识到《论语》乃至于一部“四书”中的“假话真说”而非“实话实说”尽管可笑，但它毕竟要算一个可以由此而进一步走进其中的起点；换句话说，若能以此为起点而进一步地走进《论语》乃至于一部“四书”的话，则势必将由此而茅塞顿开、洞若观火并由此而终将发现：其中所蕴藏和涵摄着的天地竟是如此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竟是如此的豁然开朗和别具洞天，就像柏拉图在其著名的“洞喻理论”中所说的那样——若就此而论，假如读者尚未发现自己被骗或者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被骗的话，或者说“四书”中的孔子等人确实没有在骗自己的话，那么他显然正处于柏拉图的“洞穴”之中；但同时他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正身处于“洞穴”之中。然而说到底，其实人正是其所处时代、场所或者“洞穴”之中权威意见的囚徒，“一切人都由此开始”，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大多数非哲学的人，也在此结束。于是乎，除了眼前黑漆漆的一团外，从中他大概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与此同时，假如他能够从这个“洞穴”之中后退一步，能够借着洞口处阳光照过来的光亮，或许他可以看见洞壁之上自己及其他人的影子——一个个真真假假、亦真亦幻、交叉重叠、错综复杂以至于终难以辨识的影子。于是乎，他会发现，原来自己竟被那帮“孔子们”给骗了——发现他们无一不是在“假话真说”而非“实话实说”——要知道，此时此刻的他虽后退了一步并且看到了“洞穴”之外的阳光，然而他本身却依然正身处于这个难以名状的“洞穴”之中，处于这个鲁迅先生之所谓的“无物之阵”之中——尽管他从中看到了洞壁上的千变万化、光怪陆离的影子，但影子毕竟只是影子，毕竟只是在光的作用之下，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的投射及其变形——就像卡夫卡笔下扭曲的“变形人”一样，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并不能等同于实物。

但假如人彻底告别这个无名的“洞穴”，从中断然走出来并且来在阳光之下，阳光就会晃花甚至晃瞎了他们的眼睛。于是乎，当他重新走回到“洞穴”中时，他也同样将什么也看不见了——甚至于包括洞壁上的影子。“太多的光亮导致了完全的黑暗”（Too much light leads to total darkness）。其中十分有趣的是，所谓“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s），就其英文字面而言，乃是所谓“给予光亮”；而且谁不知道，自近代以来越来越放纵的启蒙运动已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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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混乱，导致了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夸张，导致了“理性”与、学的等同，以至于除此以外，其他的都变成“非理性”的了。至于当下之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无疑于“再启蒙”或“启蒙之启蒙”（en-enlightenments）——“把灯亮调亮得太彻底了”，导致了“灯下黑”以至于“后现代主义者”们（post-modernists）纷纷发现并公开表示说，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了——既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自己。太阳底下，垃圾最显眼。因此最终为他们所能看见的，只能是一堆堆臭气熏天的垃圾而已；而为他们所热衷的解构工作，则恐怕也只能是在这一堆堆的垃圾里面挑挑拣拣、拣来拣去——但其结果却总是失望复失望，甚至于最终要绝望了。

但假如既身处于“洞穴”而又要有所见，那就要进一步下降到“洞穴”之中，即从柏拉图的“第一层自然的洞穴”进一步下降到施特劳斯的“第二层非自然的洞穴”之中，从“地基”开始——就像施特劳斯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做胡塞尔的助手时、当胡氏本人对自己谈及胡塞尔现象学与新康德马堡学派的根本区别时说的那样，“马堡学派的工作是从房顶开始，我则从地基开始。”[128]换言之，要在“第一层自然的洞穴”之中有所见，必须下降到“第二层非自然的洞穴”之中，就像我们从“自然的洞穴”之中第一次来到光亮之地一样——而且只有当此之时，我们才会由衷地感到，原来这“自然的洞穴”之中，竟是如此的新鲜而又别致。如果说从这人之所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自然的洞穴”上升到“洞穴”之外的阳光下面是“进一步”的话，那么这种从“第一层自然的洞穴”下降到“第二层非自然的洞穴”就是“退一步”——“进一步天高地阔”，“退一步海阔天空”。既如此，又有什么会看不开呢？又有什么会看不懂呢？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29]——既然“们”是“下学而上达”的，那么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之时，也同样需要“下学”；而且也只有通过“下学”，最终才能够“上达”，才能够真切地感到：也许“孔子们”及其著作的确是用来骗人的，的确是所谓“假话真说”；但它却不是用来骗所有的人的——骗的只是非的大多数，而对那些少数甚至于极少数人来说，它似乎却并没有在撒谎，并没有在“假话真说”，而是在“实话实说”。但问题却是，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于是乎，我们看到，“四书”中的《论语》，更像是一篇由“千万次地问”而构成的著作；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当下诸多有关于“四书”的研究工作之中，这种“问题意识”是相当缺乏的。于是乎，我们更看到，这样的研究工作则不是“无根”的，便是“无解”的，甚至于是既“无根”而又“无解”的，但究其实，却多是一些个根本并不存在的伪问题或假问题——要知道，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们“不是闲来无事，抓着许多话题扯来扯去而是有他们的‘问题意识’于其中”[130]。但这一“问题意识”是什么？——而这不啻于在问：当是时也，“天下何思所虑？”或者在问：孔子、孟子等中国古典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地问：他们到底要说什么、说了什么、对谁说、说多少以及又是怎么说的？他们到底是“假话假说”还是“假话真说”？到底是“实话实说”或者“真话真说”还是“真话假说”？这无疑需要我们重新和注释古典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