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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和《论语》为文本，从学的角(4)

2013-05-15 20:29

至此，“活还是不活”、“是冻灭还是烧完”——或者说是“坐以待毙”还是“垂死挣扎”？已不再成为囚徒困境和二难选择。一句话：只管耕耘，不计收获，生如夏花之烂漫，死如秋夜之静美——这是因为，一颗生命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其最终结果而是在于它曾经活过、曾经烧过或曾经挣扎过，甚至就在于它曾经活过、烧过或挣扎过的那短短的一瞬——在此，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或退一步地用中国古典哲学的话说，它既“一分为二”过，而又“合二为一”过——而这大概就是之所谓的“二生三”、“三生万物”之“三”以及孔子之所谓 “三年之爱”、“三年之丧”的“三”吧？

至于“说还是不说”，从表面上看，仅仅只是一个说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它同样并没有如此简单，而是根本上与“活还是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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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冻灭还是烧完”纠葛和缠绕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对哲人而言，它同样是一种囚徒困境与二难选择。要知道，《》五千言并不是老子本人主动要写的，按照太史公司马迁的说法，“老子修，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之久，见周之衰，迺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迺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39]——由此可见，当是时也，其被迫与无可奈何之意是明显的；换句话说，说还是不说，当时的真实情形是，并不是老子本人说得算的事情。至于，一部多达15927字的《论语》显然并非他本人的著作，按照《汉书》作者班固的意见，“《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40]而且即使在一部《论语》之中，孔子亦曾有过“予欲无言”的表示；但当面对弟子子贡的“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41]时，他大概便不得不说了。要知道，“这些作品要真正对之说话的那些人不是非的大众，也不是完全的哲学家，而是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年轻人：这些潜在的哲学家将被引导，一步一步地从或实践目的所必须的大众观点走向纯然理论性的真理，一些极为奥深的特点将引领着这些真理，将之呈现于大众教诲之中。”[42]——而长于“言语”[43]的子贡，很显然正是孔子之徒、仲尼弟子中的一个“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年轻人”。况且，正如司马迁之所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44]；同时，《汉书》[45]之中亦完整地转述了这段话。既如此，则哲人何以能不说——即使仅为自己及其哲学本身？但为其所言说的对象却只是所谓“来者”而非所谓“俗人”——甚至不可对这样的人透露出半点儿风声：“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46]。

如此看来，“说还是不说”，对古典哲人而言——由其“家族宿命”所决定，显然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而且孟子的这样一句话，无疑更道出了哲人们内心共同的苦衷：“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47]至此，余下的问题看来只是：对谁说、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等有关于哲人及其哲学的学上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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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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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无疑是用当时通行的语言和文字（普通话）写成的。于是很自然，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任何识字之人都可以接触到的。但从总体上看，如前所述，按照《易•系辞上》中的说法，其可能的阅读对象大概可以分作四类而且这一点似乎早已为哲人们所熟知，即“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百姓”或“非哲学的大众”（the unphilosophical many）；“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之所谓的“仁者”与“知者”或“完全的哲学家”；“继之者善也”之所谓“继之者”或者“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年轻人”与“成之者性也”之所谓“成之者”。孔子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48]——其中，“生而知之者”，大概就是“成之者”，而且是“性也”；同时，“性自命出，命由天降”——“性”乃是自然、天命的产物，因而他又是“上也”。“学而知之者”，大概就是“继之者”；虽然他比不上“成之者”，但却依然是“善也”，是好的。而且在孔子看来，他自己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49]并且“下学而上达”[50]。而“困而学之”者，大概就是“仁者”与“知者”；他们为“之谓”所“困而学之”并仅凭“见之”，仅凭自己的眼见和所见（而非耳闻与所闻）而“谓之”或说话，他们是被动地学而非“学而知之者”之主动地学，因此他们便又较“生而知之者”的“上也”者，“又其次也”。至于那些“困而不学”者，大概就是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百姓”，于是乎“民斯为下矣”。此外，在孔子看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51]——其中，“上知”，大概就是“生而知之者”或“成之者”；而“下愚”，也就是“民斯为下矣”的“民”或者“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百姓”。并且在他看来，这种自然而成的不平等状况是不可能加以改变的，就好像俗语之所谓“山河易改，禀性难移”一样。因而“这些作品要真正对之说话的那些人不是非哲学的大众，也不是完全的哲学家，而是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年轻人”。而哲人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根植于人性的基本事实，普及上的任何进步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哲学，或者科学，始终是‘少数人’的专有之事。他们深信：这样的哲学将是为众人所怀疑、痛恨的。即使他们用不着去担心任何来自于政治的威胁，从此假设出发的人都将不得不走向这样的结论：哲学或科学真理的是不可能的或不必期望的，不仅短时间内是这样，而且永远都是这样。因此他们必须把自己的观点藏匿起来，除哲学家外，谁都不让见到，自己要么仅限于对精心挑选的学生进行口头教育，要么用‘简短指点’（Brief Indication）的办法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52]若一言以蔽之，曰：“迫害”（persecution）——“日用而不知”的“百姓”或“非哲学的大众”对哲人的迫害以及“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仁者”与“知者”或“完全的哲学家”们对哲学本身的迫害，根本决定了老子和孔子等古典/前现代的哲人及其《老子》、《论语》等等哲学作品，从一开始便明确了自己的基本言说对象，明确了自己到底要“对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