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10)
2013-08-16 01:05
导读：可言决定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应当连这样的基本常识性道理都在局部“小效率”的追求中忘得一干二净。就此而论，
可言决定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应当连这样的基本常识性道理都在局部“小效率”的追求中忘得一干二净。就此而论，面对所谓的性矛盾，我们其实没有遇到什么了不起的选择困难——调整国有商业治理结构变革的思路，从整个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来设计稳妥、有序、冲突放缓的推进方案，将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作为一个较为长期变革的目标来逼近，乃为上上之策。历史给予我们选择空间就这么大，我们就在这样的有限空间里来作为吧。
五、一般性的结论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近期内“效率”是不足够的，但从长期计量，效果不见得会多么差；这种“效率”缓进的改革选择，符合体制改革一直奉行的“渐进式”改革思想——在稳定中求得“效率”进展，也有改革成功的经验支持；这还表明，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仍然具有相当程度“发展中国家”机构的基本特色，立足于如此基点来赢得正常、相配、合理的国际银行界中的地位，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重大课题
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外部制度出发，我们分析了制度环境“强”约束之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基本“效率”原则及目标确定，并具体实证地分析了外部制度环境对如此目标实现支持力度的弱小状况，提出了在外部制度环境支持不力或大局不稳定情况下，硬性地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标准，在短期内实现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全部“效率”目标是不可能的看法，由此而来的清晰结论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方式选择，只能是“渐进式”的，必须在保持与外部制度环境变革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的情况下来进行，不顾及外部制度环境而选择纯粹化自身“效率”目标的“激进式”或“休克式”改革，会在外部制度环境不支持的情况下陷入困境。在这样的理解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前景便是，“效率”目标的推进将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不能指望近几年内，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能够改造成为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那种近几年之内“毕其功于一役”的变革思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三至五年必须改造出类似于美国花旗银行等领先银行的观点，是与中国具体的国情制约大相径庭的。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表明，我们所遵循的“渐进式”改革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传统的“中庸”
哲学思想之下形成的。它偏倚度小，不走极端，包融各种矛盾冲突，“试错”而后再大面积推进或另择道路，从而赢得了社会大局势相对稳定前提下改革进程的累积性成功，“摸着石头过河”的通俗说法，正好表达了改革所依据的基本哲学观念。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从中国二十多年改革的经验历程来看，“渐进式”的改革方式选择，并未实现国有工商企业最高的微观式“小效率”或“效益”，国有企业改革至今还是一盘远没有走完的棋，改造成为等现代企业制度形式的许多国有控股企业，远没有成为真正类似于西方发达经济国家中的企业组织形式，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中国国情”下的一些社会职能，直接的经济“小效率”或“效益”并不可以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提并论。但是，这种改革中微观“小效率”或“效益”提升的某种缓慢性，甚至于是某种程度上的牺牲，相对地减少了整个社会在改革推进中过大的震荡和波动，以社会契约（公民与政府、执政党之间的基本利益关系认定）为基础的政权稳固（公民仍然相信执政党，相信政府）及社会大局稳定，倒是给予了如此微观“低效率”变革相当成功的判断；同时，由于赢得了社会大环境或大局的稳定，国有工商企业继续深入改革也相应地赢得了相对宽松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至今的现实格局，我以为是完全正常的、合理的，也是阶段性成功的。我们不应当舍弃对中国整个社会大的制度环境的分析，片面地看待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中的“小效率”或“效益”还不足够高的问题。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显然与国有工商企业的制度变革具有同一性。所不同的，只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互动影响更大，所受的制约也更大，因为它经营的货币资金和金融服务产品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并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经济安全直接关联，且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巨大，组织机构和人员数量庞大，因而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小效率”与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效率”方面，更要谨慎从事。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历程和现实外部制度环境告诉我们，国有商业银行以“效率”为最终目标的改革，会较之国有工商企业改革更具有挑战性，也更为艰巨，因而推进所需要的时间积累将会更长一些，我们不能在改革推进的时间上寄予过快的期望，所谓“欲速不达”，也就是这种改革所要避免的“只讲速度，不讲实际效果”的最简洁说法。当然，这一点，不能够也不应当成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进行大动作改革的借口。我们强调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是客观地分析改革所面对的困难，从而为选择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提供理论支持，而不是不要改革，或不积极地推进改革。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银行业开放时间表的情况下，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尽快地推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变革，是历史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
作为一种“后发优势”，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来进行治理结构的变革，可以借鉴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历史经验，拉直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线路，从而节省一些改革推进的时间。不过，令人不敢过于乐观的是，这种时间的节省绝对是非常有限的。看看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建立的历史，美国花旗银行成立于1821年，1999年与其合并的旅行者集团，也是成立于十九世纪的1864年；汇丰银行成立于1865年；英资的渣打银行的历史接近150年，成立于1853年。这些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发展的时间都在百年以上，经历了市场经济制度下大量的制度变革过程，我们正是从它们的制度变革中，明确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和发展方向的。方向的明确，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消灭时间的必要长度而迅速地走到这些先进商业银行的层次上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基础起点是国有工商企业的资金提供机构或出纳机构，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才开始业务交叉和竞争，才有了“式”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起步；1994年分离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特性有了较为充分的体现；1999年，各家银行剥离了部分不良资产，为下一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确实很短，即使从1984年开始算起，也不足二十年；加上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有商业银行一直作为国有工商企业和整个社会微观改革的“外部环境”来对待，自身的变革受到很大的制约，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在三、五年之内，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仅仅依据“后发优势”就能够改造出国际性的先进商业银行来。要知道，花旗银行等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所经历过的外部制度环境的发展格局，根本不可能三、五年之内在中国实现，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要在短时期内达到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缺乏外部制度环境的坚实基础。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受制于外部制度环境而只可能“渐进式”改革的情况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虽然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改造成为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或其它先进类型的企业组织，从形式上达到先进，却无法迅速地赢得当今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标准的高“效率”或“效益”水准，这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