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4)
2013-08-16 01:05
导读：部上学年龄段人数计算，城乡居民中贫困者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另外，有学者计算，反映贫富差别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我国1998年为0.35，到1997年为
部上学年龄段人数计算，城乡居民中贫困者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另外，有学者计算，反映贫富差别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我国1998年为0.35，到1997年为0.4，如果加上非法性的收入，这两个数字分别为0.42和0.49，[11]胡鞍钢则认为这个数字已经在0.5之上，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它表明我国在收入分配上已经成为不平等程度非常严重的国家。
政府和各方面在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上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相对于就业和贫困格局来看，作用仍然有限。“九五”期间（1996-2000），全国共有4020万人实现了就业，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800多万个，却无法满足下岗分流再就业、人口年龄结构产生的新就业人员，以及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形成的对就业的巨大需求。有资料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我国GDP 的增长率年均为9.3%，就业增长为3%，年均增长就业人数1297万人；1991-1995年，GDP 年均增长率为12%，就业增长率降至1.2%，年均净增就业人数808万；1996-2000年，GDP 年均增长率8.3%，就业增长率只有0.9%，年均净增就业人数575万人，相当于80年代年均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12]一方面是增长，另一方面是就业岗位的增长在减少，除了反映就业难题增大外，还表明社会贫困人口的增加。仅以城镇贫困群体来看，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系统定义的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为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达到了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了1235万人，比2000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13]
城镇失业人口的增加、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贫困问题的加剧，一方面是中国化变革以纯粹“效率”为目标而运作的结果，其中包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大量员工的下岗分流；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和政府引导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类“产品”的制度功能远没有到位，从而没有跟上国有企业等市场化改革需要造成的。仅以国有企业为例，从上面的一些数据看，在国有企业改变国有产权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大量的人员就相应地富余出来，急需社会提供相对充足的就业岗位，但政府功能转化的相对缓慢，就业岗位提供不足。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到2002年6月底，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464万人，其中89%进入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平均100个下岗职工仅9个实现了再就业，与2001年相比，再就业的比重又有下降。[14]政府提供及引导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呈下降趋势，而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国有机构改革又需要在市场规则下进一步地分流下岗人员，一个难以两全的局面出现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是迅速加大政府及政府引导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的力度，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政府及政府引导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类“公共产品”功能到位；还是国有企业以“效率”为目标的改革采取相对平缓的方式，把握改革的节奏，继续承担部分社会或政府的职能，在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功能逐步完善中，最后实现企业制度的完全变革？“九五”期间政府及政府引导提供就业岗位的情况及最新数据表明，政府这种“公共产品”提供的能力严重不足，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根本改观，在这样的两种选择中，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地选择后者，经验支持着我们上面已经谈及的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
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革不得不选择“效率”放缓方式，其实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从改革时间的顺序上看，越是往后改革的国有企业，在下岗分流方面面临的难题更大，因为社会已经积累起了规模很大的失业人口，新增下岗分流人员将遭遇来自各外方面更大的阻力，边际下岗分流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国有企业规模角度来看，已经有过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序，是由小到大来进行的，垄断性的、大型或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改革相对滞后，它们进入人员下岗分流阶段的时间较短，单个企业和企业集团若按照纯粹“效率”要求在短时间内下岗分流人员数量将极为巨大，且原有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相对于中小国有企业来说更大，下岗分流难度是中小国有企业所不可比拟的，已经有过的中小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办法和经验大多无法使用。概括说，改革越“滞后”的国有企业人员下岗分流越难，垄断越足、规模越大的企业下岗分流越难，在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革中，具有如此特征的企业根本不可舍弃如此的现实而进行纯粹化“效率”性的改革。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我国国有商业作为经营货币资金和提供服务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辅助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支持国民经济稳步发展，支持改革开放的角色，特别是承担着支持国有企业等的改革任务，因而长期被当作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金融”来看待。基于我国早期改革对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要求，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相对“滞后”也就是使然了。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又具有明显的垄断性，到今天金产的总量，不论是存款还是贷款，都在全部中占到60%以上；机构庞大，人员数量巨大，就是员工最少的中国银行，2001年底的员工数量也还在20万左右。可见，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的特征，正好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很难以纯粹“效率”为目标的企业特征相吻合。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和人员扩张，主要是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后开始的，大致到1997年这一扩张开始逆转，[15]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稳定并有所下降。由于从业人员体制的复杂化，各国有商业银行有正式工、工、聘用工、临时工等等复杂多样的员工数量概念，从业人员数量口径很难统一，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各国有商业银行近几年的年报），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各类从业人员在184万左右，到2000年底，这一数字降到了160万人左右，[16]从数字上看，三年减少24万员工，减员人数不少，每年减员的幅度也不小。事实上，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采取的下岗分流办法多半为内部消化方式，内退、离岗、待岗等方式并没有真正造就多么大的净失业人口数量，为数不多的下岗者及少数转岗者，又被每年新增的大专院校
及部分政策性安排人员（复转军人等）所补充，净减少员工数其实不多，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应当还有各类员工数在160万以上。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情况分析，我们拟定几个简单的数字对比来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以纯粹“效率”方式改革，理想的员工人数究竟是多少。或者说，我们要减少多少员工数量才能与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处于同一水平之上。
以美国花旗银行和英资的渣打银行为例。花旗银行集团的净资产收益率（或普通股收益率），1997年为17.5%，1998年14.4%，1999年21.5%，2000年22.4%，2001年19.7%；渣打银行净资产收益率1999年为12%，2000年为14.1%（根据这两行提供的年报计算）。一般来看，国外先进的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通常在10%-20%之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近年仅为3%左右，其中中国建设银行2000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以税前利润计算），达到过7.39%，那是由于资本金数量不足，作为净资产的分母相对较小所致。以这样两种“效益”指标对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只为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三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如果从从业人员情况来看，美国花旗银行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2000年底员工数量为12.7万人；渣打银行2000年底，在世界50个国家中的500多个机构中，仅有人员为28000人。根据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