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6)
2013-08-16 01:05
导读：党员“群众”也未明确地属于社区党组织“”的对象范围，而是由所在单位或机构“负责”；社区中的大多数公民除了日常油盐酱醋、邻里纠纷、下岗就业
党员“群众”也未明确地属于社区党组织“”的对象范围，而是由所在单位或机构“负责”；社区中的大多数公民除了日常油盐酱醋、邻里纠纷、下岗就业类事情等非“性活动”事项与社区的组织机构发生联系外，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相关的许多事项，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都不在其内，尽管这些非“政治性活动”对于稳定有重要意义，从而侧面支持了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换言之，时下社区生活中，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功能，社区组织只负责很小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中，尚有很大比重是通过日常的生活间接实现的。从理论上说，这只是制度建设方面的选择问题，只要我们下决心改造社区生活内容及形式，将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相关活动，都归入社区生活的范畴中来，社区组织功能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相应地，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将赢得足够纯粹企业性质变革的外部制度。
问题是，这样的制度建设在短时期内实现是非常困难的，有些自然性的障碍则根本不具有克服的可能。第一，社区组织不能够掌握和管理社区所有成员，特别是从业于政府机构和企业那些成员的足够大的自然时间量，也就是说，许多在社区生活中的成员，只有工作之余的时间有可能被社区组织掌握来使用于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等“政治性活动”，这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社区组织难以逾越自然时间量来行使某些群体性活动的功能；第二，社区组织从事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需要有足够的资源保障，时下这种经济资源的来源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稳定的；第三，社区组织中需要有强有力的党组织，将所有社区内的党员归入社区党组织的大麾之下，并有相应的执行机构组织，这是一种很大的党组织存在方式的制度变革，这一点不是近期可以实现的；第四，在社区之内，不论是党员还是普通群众，参加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相关活动，需要有激励的方式或手段，因为大多数社区成员都是“业余”参加此类活动的，在当今经济条件下，人们“业余”活动都算“机会”，这就要求精神和物质方面双重性的激励来促使社区成员主观上愿意进入到“政治性活动”中来，如此激励体系与制度的建设，既需要资源，更需要时间。总体上看，扩展社区制度建设，将社区生活丰富到整个社会生活最基础、基本的细胞层面，包融下已经具有的日常生活功能，及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功能，需要克服的障碍很大，短时期内大见其效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种格局的潜台词就是，包括国有商业在内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革不可能迅速地取得纯粹化的企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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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国有企业一样，国有商业银行从“降生”开始，就负有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并承担相应的“制度成本”。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政企分开”等原则下确立的企业“效率”性改革中，伴随着执政党执政原则的调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效率”方面的进步是明显的。一方面，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党的组织机构将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功能，与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的“效率”目标联系了起来，“为国家经营好银行，实现最佳的市场经济效益”，已经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党组织或党的管理层的共识——没有好的银行职业队伍、高质量的资产和高水平的效益，不仅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会陷入困境，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也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在党的组织机构及自身建设、意识形态催生等方面，更加精简紧凑机构，注重实效，也注重经济资源耗费的节约，组织机构规模精巧化，自身建设活动方式改变，形式性活动的频度也大为减少，大大地降低了国有商业银行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所承担的“制度成本”。
显然，在社区不能够足够力度地承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功能的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有相当的传统性“执政性功能”并承担着相应的“制度成本”。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总、分、支行的“科层式”体制，党组织的建制相应为总行党委、分行党委和支行支部及党小组构架，通常是有一个经营管理机构设置，就有相应的党组织存在。它们按照层级管理的原则，一方面领导、管理、落实并完成商业银行的经营任务，同时还要承担着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不可或缺的功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内党员、共青团员占全部员工的比重大约在50%左右，仅仅只有很少的基层网点没有党员和相应的党的组织机构，大多数的组织机构配备有专门的党员干部，他们中相当部分并不直接地服务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从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和执政党地位稳定相关事项的安排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员工都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来专门学习、了解和讨论党和国家的大事，并有组织地参加一些专门活动，部分党员员工还要定期参加党校学习、
培训等离岗活动；从内部管理层级上看，越是往上级的管理层次，党组织自身的领导、管理及相应的组织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活动就越多，基层则更多地在具体银行经营操作中，落实一些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事项，不论上层或基层，都要支付相当的精力与资源来进行这些工作。所有这些，都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所承担的“制度成本”是不低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从这一角度来看，如何在国有商业银行推进相对纯粹一些的“效率”改革，进一步分离或减少其所承担的“制度成本”，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真正完全为国家“赚钱”的企业，是必须认真思考并制订具体化操作方案的。如果只有国内竞争，国有商业银行的相对垄断地位还可以维持住一定程度的“效率”目标，问题是我们已经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国际银行业的竞争。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格局下，国外先进的商业银行并不承担我们所具有的那些“制度成本”或承担很小的情况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要在竞争中取得好的位置，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也涉及到了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功能的外部制度建设问题，这不能不高度重视。
毫无疑问，在现实社区组织机构并不能够承接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如此“制度功能”及“制度成本”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就不能不相应地结合“效率”目标与“制度目标”一起来考虑，那种纯粹化“效率”目标的改革显然就有相当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因而不具有现实性。要清楚的是，对于中国而言，执政党地位的稳定较之国有商业银行或其它类型企业的“效率”来说，它永远是头等重要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这类企业的“效率”低下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因为它可能导致风险与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问题。
3.我国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不论从收入总量情况看，还是从支出结构及情况看，它们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直接性资源支持，以及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需要外部制度环境建设的间接性资源支持，均存在很大的缺口，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有明显的制度安排变化，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经济资源大部分要靠自身积累，这种积累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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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国的财政收支工作，一直遵循“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方针，除了自然灾害及“文革”期间一些年份出现支大于收的情况外，大体上保证了这一方针的贯彻落实。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之后，基于对一国经济运行及财政货币政策认识的加深，财政制度变革加大了步伐。从最主要的一些方面看，财政制度的变革包括：（1）不论非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国家财政收入的方式单一化为方式，所有企业依据法定的税负要求纳税，取消了以往国有企业“利润分成”或是“收支两条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