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3)
2013-08-16 01:05
导读：有企业改革较为宽松的制度。但是，就最基本的方面来看，外部制度环境仍然不足以支持包括国有商业在内的国有企业目前进行的完全“效率”性改革。在
有企业改革较为宽松的制度。但是，就最基本的方面来看，外部制度环境仍然不足以支持包括国有商业在内的国有企业目前进行的完全“效率”性改革。在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得不面对更为激烈的国际性竞争的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又不能不围绕“效率”来进行改造，这就给中国的改革者们出了一道巨大的难题，改革未来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难题中不得不作出的又一次被迫选择。或者说，在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中，我们的选择是困难的，可选择的方式其实不多。
从国际经验来看，经营货币资金为主业的商业银行从资本结构上分析，主要有美国式的“分散资本”模式和日本及欧洲大陆的“大资本控股”模式两种。[3]前者以极为发达的资本为依托，一家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非常丰富，小股东很多，许多银行的最大股东的股份份额也不过百分之几或十几；后者则是大股东股份所占比重绝对大，通常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甚至于有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显而易见，不同的资本结构形式，有着不同的治理要求或治理特色。
在资本分散的情况下，小股东对于银行经营的控制与监督是不存在的，他们既无足够的能力，也没有内在的积极性，因为这样的监督是一种“产品”，[4]自己支付监督却大家享受收益，或者小股东需要建立另外一个“委托”的关系——委托大股东来控制和监督，而这种治理模式下“大股东”并不存在。[5]这种治理方式的优点是便于“企业家职能”的完整发挥，提高银行运作的效率，却非常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应当说，美国近期出现的许多企业丑闻，与这种企业制度形式是有一定关联的。
大股东控股的企业则容易剥夺小股东的发言权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发言权，大股东会通过对经营管理人员的直接选派等方式，强有力地监督控制整个企业，甚至于资本所有者与最高经营管理者可能“一体化”来控制企业。它的好处是作为大股东的资本所有者能够得到足够大的权能发挥，解决最大资本所有者一些非企业自身运作中的问题，或者说是企业能够承担一些大股东所希望的“另类成本”问题。这种治理方式，却容易弱化股份制企业的“企业家职能”及“企业家”，降低股份制企业自身运作的实际“效率”。虽然说，对于这种资本结构形式下的企业，还会有制度、教化与等方面的约束，从而减少企业运作中的许多“道德风险”，但完全消灭这样的风险则是不可能的。可见，世界上真是没有完美的东西，企业制度也不例外。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模式选择，也就是要在“效率”原则的一般要求下，在我国具体的外部制度环境，以及不同的现代国际商业银行运行模式特点等的约束条件下来进行。除了中国不存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以有效地集中小资本为大额资本进入国有商业银行外，外部制度环境如就业保障等“公共产品”提供制度体系方面的缺陷，以及相应外部资源的不具备，加上改革后的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还必须在一定时期内承担相当量“执政性”的它类“制度成本”，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也就要求国有资本在赢得银行足够发言权的基础上来考虑，这就自然而然地将欧洲和日本的“大股东控制模式”作为改革的目标了。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不能想象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外其它的改革目标模式选择，从理论到实际部门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分歧就充分说明了问题，尽管大家对于这一目标模式选择所基于的理由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国有商业银行改造而来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也还将承担有一定的社会职能，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的真实。毕竟，历史赋予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共产品”提供的制度功能及部分它类“制度成本”承担的制度功能，只能在中国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之中逐渐地淡化掉。
总起来看，从外部制度环境的现实约束来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其变革的进程不过是外部制度环境变革的一个函数。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目标尽管非常地明确，其进度则取决于外部制度环境的变革进程、力度和质量。那么，现实的外部制度环境状况及变革走势，能够给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究竟有多么大的支持以实现最后的完全“效率”目标呢？这需要我们对当今国有商业银行外部制度环境的主要方面具体地作些分析和探讨。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制度环境的具体分析
就业制度环境将使纯粹以“效率”为目标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走缓；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要求的组织体系和政权建设、意识形态催生与保有的运作，难以在近期全面地离开国有企业组织形式来完成，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承担部分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成本；制度环境尚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完全的变革进程，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需要自身积累资源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我们从中国社会现实的就业问题、执政党对执政地位稳定要求问题及财政收支问题三个制度环境方面来分析它们对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影响和作用。鉴于就业问题和财政收支问题研究方面的文献已经相当丰富，执政党对执政地位稳定要求的问题也有不少论作，本文不准备对其作泛泛的讨论，而是具体结合国有商业银行变革的要求来研究。此外，为使问题的讨论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我们将就业问题纳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框架内来分析或理解，“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承担则看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成本”给予特殊的分析，财政收支问题当作“外部制度环境资源”的问题来看待。从这样的结构上分析或理解整个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制度环境，有些结论可能适应范围广些，如可以解释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情况，有些结论则可能适应范围窄得多，大体可以认为只是“中国国情”方面的问题。
1.中国的失业和就业问题表明，今天国有商业银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改革，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就业岗位提供制约，它是政府提供和政府引导社会提供就业等“公共产品”的制度职能还远没有到位形成的，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改革目标将受此制约而走缓。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据有关分析，近年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头号问题是失业与就业问题。[6]从城镇来看，下岗失业人数规模很大，“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项合计减少4807万人；[7]另据和分析，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近年攀升，2000年为3.1%，2001年增至3.6%，到2002年底估计为4.5%.根据国情研究学者胡鞍钢的研究结论，2001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数已为1900万人，其中包括680万登记失业人员，1000万左右下岗失业职工，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者，以及70万高校
待岗者，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了8.5%.[8]从转移劳动力角度看，学者陈淮的研究指出，“十五”期间我国将有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或非农产业就业，若是按照生产需要与劳动生产率提高要求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量会更大，10年之内会达到1.5-2亿，在没有足够就业岗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都将走进城镇或农村失业队伍，[9]进一步加大失业队伍的规模。
失业问题总是与贫困、贫富差距拉大相关联。胡鞍钢等人研究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下限为14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10]尽管我们无法找到全国城乡贫困人口的数字，但以高校在校贫困学生来推算，城乡人口贫困比重状况令人担忧。按部统计，目前在校学生中大约有150万贫困生，占全部在校生的12.5%.按每个学生家庭平均人口4人推算，涉及600万人，再按入学人数占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