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7)
2013-08-16 01:05
导读：”的制度安排，收入的构成以为主，辅以一定量的规费收入等；（2）切断了国家财政与主管货币发行的中国人民之间的财政透支联系，国家财政的赤字只
”的制度安排，收入的构成以为主，辅以一定量的规费收入等；（2）切断了国家财政与主管货币发行的中国人民之间的财政透支联系，国家财政的赤字只能通过发行等非透支方式来弥补；（3）实施赤字政策或时下称及的“积极”，从1986年开始，我国每年的财政收支均为支出大于收入，相应地，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支大于收的差额越来越经常化，国内发行1981年为48.66亿元，1999年达到了3702亿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元大关，为4154亿元，2001年为4884亿元；（4）国家财政逐步从“生产性财政”转向“吃饭性财政”，除了向一些设施或公共产品建设提供资金，或政策性地通过贴息等方式引导外，财政支出中大量地减少生产性的开支，更为积极地介入到社会生活和公共产品提供领域中来，从数字可以看出，当年财政支出中建设支出占的比重，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1979年的64%，下降到2000年的36%，目前这一比重还在继续缓慢降低；（5）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那些涉及到宏观经济运行整体方面的支出，包括国有大型或特大型企业的资本金等支出，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中央财政开支的范围之内；（6）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派出“监事会”一类性质的监管组织，严格企业财务开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开支违章违规造成的增大或收入减少。
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是逐年扩大的，每年收入的增长率也不算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绝大多数年份的财政收入年增长率都在15%以上，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前些年有所降低，也大多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近年则回升到了15%以上，2001年达到了17.1%的较好水平；而且，支出方面逐步减少了巨大的直接“生产性开支”的制度安排，理论上讲来，收支的如此对比，维持较为平衡的财政收支格局应当是有可能实现的。但事实是，财政收入增大的规模及增长率并不能够满足支出规模增长的需要，支出与收入之间的缺口很大。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形成这种缺口自有多方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于中国巨大压力之下，的“公共产品”欠账太多，且在经济改革中集中暴露出来的缘故。这种欠账，显然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绝大多数的“公共产品”提供（包括社会福利等多方面），都由具体的国有或集体企业组织等形式来承担相关。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原有企业等组织按照规则进行的“效率”性变革，显现出了改革的社会制度问题，原来承担的大量“公共产品”提供功能，一时间迅速地转移出来，需要由政府或政府引导社会来提供。相应地，财政支出就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由此转移出来的“公共产品”提供功能的需要。长期以来并且是大量企业等组织形式积累起来的这一巨大的支出要求，一时间根本无法得到满足，支出的压力陡然增大，赤字也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好，也就不得不操作了。在全部财政支出中，非经济建设类支出比重的逐年增大，实际上表明财政支出支持“公共产品”提供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这种支出具有相当明显的“被动性”，并且与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相比，远远不够。就这一点看，后续的各类改革向财政再提出类似的支出要求问题，也就只能由扩大税收和增大国债发行量来考虑了。
不无遗憾的是，时下国家财政通过税收再大幅度地增加收入，受到了税收“刚性”的阻击。按照供应理论，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税收总是有一个最佳的区域，它可以在保证生产经营者生产和经营积极性不受挫折的前提下，实现税收的相对最大化，并且是持续性的最大化。这是因为，只有经济活动扩大，才会形成产生税收的基础，如果税收过大社会就会减少经济活动量，同时减少税收自身的量，税收决不是可以随意增加或追加的，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拉弗曲线”问题。[17]从经验事实来看，我国的税收量，2001年底已经达到了15301.38亿元，占到国内生产总值95933.3亿元的15.95%，从比重上看并不算大，但由于各种名目的费用负担相当地重，收费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税收量，各种经济体的实际负担，已经使得我国税收的空间不具有多么大增加的可能。相反，各界还有相当大的声音提出近期我国应当采取减税的宏观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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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债的发行可否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呢？国债目前已经突破了4000亿元的大关，2001年的内外债已经达到了5004亿元。由于连年发债，且规模不断扩大，在今后，每年国债中用于还本付息的量也在增加，近年就已经达到了发行量的三分之一或更多，未来发债相当大的量是要用于还本付息的，不能够用于弥补经济或公共开支不足。虽然从某种理论上讲，国债具有的特性，使它的发行量有较为宽松的空间，然而，国债并非可以随意增加。财政理论专家们认为，国债的发行也有一定的限定，并非是一个无可限制的量，因为国债的发行具有正面积极和负面消极影响的两个方面，发债的规模超过某种量的限制，就会对整个经济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尽管目前人们对于国债规模没有接近统一的认识，各种相关的研究表明，国债继续过大的发行是令人不安的。[18]
因此，不论从税收方面来看，还是从国债发行规模上看，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以及未来能够掌握的经济资源，对于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来说，直接支持的力度是有限的。而且，在现在体制之下，中央财政在全部财政中占的比重较小，财力相对分散的格局，更加重了政府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支持的难度。它只能通过对国有企业开支的相对严格，降低成本，提高开支效率，将改革所需要的大量经济资源，转向企业内部“挖潜”或其它的方式（如通过改制向资本市场融通资源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治理结构的改造是在积累了大量需要外部制度环境支持格局下展开的。从最基本的方面来看，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彻底性变革目前面对的最大三个问题，一是资本金不足或资本充足率达不到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标准，以及大量不良资产最后损失的负担问题；二是庞大机构数量撤并的组织安排及大量员工就业事务安排等相关问题；三是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在银行内部如何实现，又如何与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实现最佳结合的问题。这样三大难题，都与外部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与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1998年，我国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这是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积累不足以实现资本充足率国际基本标准情况下，国家财政给予的最大一次资本金补充。这次补充，使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相对于国际基本标准（按国际清算银行早期的标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至少应当满足8%的水平），特别是相对于风险控制目标下较为稳妥的资本基础而言，我国各国有商业银行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资本金的补充是当下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中一个重要得根本不可以忽略的大问题。如果按照各家银行不良资产的不同形态（如按五级分类中的后三类）分别进行准备金的提取，各家银行所需要的资本补充量就更大了，国家财政在较长时期内实现对其补充，从税收规模、国债发行规模等限制上看，不具有根本解决的可能性。1999年，我国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000亿的不良资产，加快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理的速度和力度。目前，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还有12000亿左右的不良资产。按照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的情况，就是以最好的处理结果看，不良资产的回收率为40%，26000亿不良资产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