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5)
2013-08-16 01:05
导读：国有的情况为，2000年底，中国银行47.11万人，中国银行50.95万人，中国银行19.23万人，中国建设银行42.76万人。以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来考虑人员
国有的情况为，2000年底，中国银行47.11万人，中国银行50.95万人，中国银行19.23万人，中国建设银行42.76万人。以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来考虑人员数量的最佳值，工商银行人数为7-16万之间，中国农业银行7-17万之间，中国银行在3-7万左右，中国建设银行6-15万之间，我们取上限考虑，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效率”标准简单计算，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保留员工数量仅为55万人左右，与时下160多万相比，差距105万人以上，数字之大令人惊讶。若以五年左右的时间来考虑减少员工数量，在不增加新员工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必须减少员工数量在二十万人以上。这样大的下岗分流任务，在我国现实就业和失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而且政府和政府引导社会提供的就业格局不甚理想情况下，不能想象有实现的可能。
毫无疑问，这样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却已经说明问题。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社会就业与再就业岗位提供的困难，导致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机构改革按照纯粹“效率”原则来进行必定走样。这就证明了我们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下一步改革的路径选择，不可能纯粹以“效率”为原则，因为时下向社会提供较大量的失业人员，将受到巨大抵抗，它会成为一种反逼的力量，迫使国有商业银行继续承担相当量的员工就业问题，而不是可以简单地推向社会。
2.中国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问题，仍然需要通过国有企业组织形式来实现或部分实现，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尚不能够将如此的制度功能短期内全部转移到外部的社区等组织形式来承担，在较长时期内，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承担部分这样的“制度”。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地位的稳定，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体系建设、政权建设和相应意识形态催生与保有才能完全实现的。所谓组织体系建设，即是指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机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以及相应的
规章制度、操作程序等方面的建设；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完整的党的组织机构建制及队伍、制度建设的执政党，每个党员都“地”生活在明确有形的组织体系中。所谓政权建设，即是指执政党对政府及相关组织机构制度功能的建设，它通过党对政府机构及相关组织机构的领导、，实现执政党的执政意图。所谓相应意识形态催生与保有，即是指执政党具有的执政基础、执政思想、执政原则、执政程序、执政目标等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化，培育社会各方面对于执政党执政的基本认同理念，辅助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执政党，只有在这三个方面有完善的建设，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执政地位才可能是稳定的。实际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都在这三个方面倾注了极高的重视热情和操作力量。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具体化，现实的情况，是党对各种组织机构的直接进入，并通过“党管干部原则”对各项事业实施直接的领导和管理。执政地位所依托的实现机构，一是政府机构及政府部门体系，二是其他社会组织（如军队、学校、党派、民间团体、宗教组织等），三是企业组织，四是社会生活组织（如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虽然说，作为一个公民，他的从业时间，总是归属于既定的政府机构、社会其他组织或企业，非从业时间则总是归属于一定的社区等生活空间中，社区类社会生活领域可以成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实现的一种空间。但是，我国的经验事实表明，执政党执政意图及意识形态建设等方方面面的执政性运作要求，大多是通过政府机构、其他社会组织和企业机构来完成的。社区类的组织形式，仅仅对那些已经不再明确归属在政府机构等组织中的公民而言，才具有“我的组织”的真实意义，这些人才是社区里真正的“成员”。因此，社区类组织所承担的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功能，目前看只在较小的人群范围内起作用，大量公民的“政治类生活”还是在政府机构或企业组织等时空内来过的。形成如此格局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等组织机构近似于政府机构的制度安排形成的，执政党管理企业等机构就如同管理政府机构一样，它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执政党的执政意图，也就能够提供执政地位稳定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是由于社区等组织机构尚没有发达到有能力承担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足够大制度功能的程度形成的，国有企业（也包括集体企业或其它形式的企业等）等组织机构如果不承担相应的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建设，就会出现局部的空白处。显而易见，在这里我们所要重点讨论的，就是在这种执政党执政稳定要求格局下，国有企业能不能够纯粹“企业化”而减少或不承担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制度功能的问题。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国有企业内部，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稳定功能，大体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企业内部具有成型、独立和稳定的党的组织机构，以及这种组织机构经常性的党的自身建设活动；二是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大量的党员干部直接进入到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高级管理层，领导和管理企业的各种事务，既管理经营企业，又充分体现执政党执政的意图；三是通过党组织和
企业管理体系，经常性地对所有员工进行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即我们通常讲到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原则，国有企业的改革大动作地展开，虽然在企业内部的党组织、党员高层领导管理者以及相应的对企业员工的意识形态催生，继续存在，但都有了计划经济时期完全不同的特点，大多转移到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益目标上来了，这也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的最基本原因，它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已经具备了现代企业组织的基本形式及基本内容。然而，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并不能够完全地包融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更不能简单地包融在企业的经济效益追求之中。举例说，仅仅在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就不能够纯粹以企业“利润最大化”来向员工们灌输，尽管企业“利润或效益最大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执政的重要原则的具体化之一。这样，国有企业内部的党组织、党员管理者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建设等活动，就不可能都直接服务于企业经营效益目标，而任何这样的组织活动，又必须耗费一定的经济类资源，这就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了国有企业对于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制度成本”承担的特殊功用。因此，国有企业在自身的经营管理目标之外，还有另外一类社会性的目标，尽管后一目标是非直接或非突出的，它说明在现阶段，国有企业性质的不纯粹性。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能不能纯粹化国有企业的企业性质而转移出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功能呢？这要看在国有企业外部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是否具有全面地承接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制度功能的可能。以城镇和乡村两大社会生活的自然空间来看，中国社会时下的公民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或主要部分是在社区性的居委会（家委会）和村委会，以及其他性质的民间组织（我们将这三者简称为“社区生活组织”或“社区”）之中实现的。除了上面谈到的政府机构和企业组织等之外的公民，由于他们没有相应的从业组织机构，从而会相对“政治性地生活”在社区组织空间外，社区之内的其他公民，如
、企业员工等，只是在社区内获得日常生活（主要是自然生活、物质生活或经济生活等）的协调、帮助，并向这样的协调、帮助，由个人或家庭支付一定的费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社区的党组织并未将从业于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中的党员归入麾下，其他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