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3)
2018-01-08 01:33
导读：关于民众的反抗斗争。这也是近代两国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值得重视。有学者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展开以前两国国内的反抗斗争作了比较研究，指出：
关于民众的反抗斗争。这也是近代两国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值得重视。有学者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展开以前两国国内的反抗斗争作了比较研究，指出：当时中国的反侵略斗争，与日本相比形式更多，时间更长，规模与气势更大，人民群众的作用也更突出。在反抗本国封建统治方面，太平天国起义较之于日本幕末的民众反抗斗争，准备更充分、纲领更明确、领导核心更牢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军队与政权建设的成就更大。尽管如此，中国却没有像日本那样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顺利展开近代化。这是由于中国民众反抗斗争的敌对面比日本更强大，同时，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太弱小，所以只有不代表新生产力的农民孤军奋斗，而没有像日本幕末那样，出现民众反抗斗争与具有资本主义倾向和强烈民族危机感的下级武士、新兴资产阶级、地主的倒幕运动相结合的局面。（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111-133页。）
二、
近代中日的不同面貌，主要是由近代经济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化的不同成效所决定的。学者们对两国经济领域的一些重要进行了对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关于近代前夕的经济状况。学者们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以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有论者比较了中日近代以前棉纺织业中的“纺”与“织”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以及商人包买主和手工工场的发展程度，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迟至1890年方始诞生，是与小农经济棉纺的紧密结合相关的，而日本近代的机器纺纱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原有的织布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在市场扩大和使用机纱后的一段时期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对明治维新发生了。（注：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有论者认为，日本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像中国那样大的差距，且在前近代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但中国的全国市场在鸦片战争前尚未形成。这些正是造成近代中日不同命运的经济原因。（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21-30页。）有论者指出，日本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农民有了剩余，生产和国内市场扩大，出现了新的商人和农民的商品流通渠道。近代工业化正是在此基础上被政府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但在中国，农民的剩余、农民的商品流通机构和农村商人上升为大商人的情况没有出现，国内市场极度狭小，近代工业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它决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所能解决问题的。（注：严立贤：《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尽管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在日本更普及一些，中国小农经济较日本更牢固一些，但这些差异绝没有大到足以导致或决定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的程度，两国在先后被迫开放国门之际，同样具有向近代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中日工业化不同的发展道路，是19世纪50至90年代两国各自面临的不同矛盾和不同变化，以及为适应这些矛盾和变化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手段所导致的。（注：管宁：《中日两国近代工业化道路分歧浅析》，《日本研究》1996年第3期。）
二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关系。研究者重点比较和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与日本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但能确保封建官僚的经济利益，而日本在领主制下，总体上土地不能买卖和分割，武士的禄米收入相对固定，在商品和货币经济急遽发展时导致下级武士与部分公卿的经济地位日趋恶化。中国商人常因买地成为地主，对商业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不利，而日本大部分工商业不是处于封建势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社会条件发生改变，就能迅速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注：前揭丁日初、杜恂诚文。）有学者指出，土地所有制的差别，使日本幕藩领主榨取、剥削小农的恣意性稍逊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其专制国家，“农民剩余”的形成比中国容易，这使两国封建主阶级对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依赖程度有强弱之分，从而导致两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出现差异。（注：王家骅：《试论近代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内部历史原因》，《日本史论文集》，第84-92页。）另有学者认为，日本领主土地所有制非常僵硬而又极为脆弱，经不住商品经济的冲击而趋于解体，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却极富有弹性，对商品经济的冲击有很强的适应力，因此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较之日本领主阶级更为巩固。（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32-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