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9)
2018-01-08 01:33
导读：关于19世纪中叶中日开放口岸的社会变化。有学者以上海和长崎为考察对象，分析了这两个开放口岸的不同。就民间择业取向而言，上海开放后，商业在成
关于19世纪中叶中日开放口岸的社会变化。有学者以上海和长崎为考察对象，分析了这两个开放口岸的不同。就民间择业取向而言，上海开放后，商业在成为接纳西方文明的突破口的同时畸形，但近代知识的引进和传播及新式制造业，在民间未得到相应发展。长崎虽在近代以前就是日本对外通商口岸，但在世袭等级身份制度下，没有发生四民集中流向商业的择业风尚，近代以后的变化主要是在各种职业内部发生，形成新的职业分工，对接纳西方文明和向近代化发展较为有利。就消费风气而言，上海开放后民间争趋奢华，不利于资本积累与工商业发展，而长崎市民却抑制奢侈浪费，提倡节俭生活。就道德状况而言，上海原有的人际交往准则失去道德约束力，投机因素大大增加，不利于商业正常发展，而长崎保持着以社会阶层间的纵向义务关系为基础的个人责任伦理，为日本人同化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良好的先期条件。（注：李长莉：《中日民间伦理与近代化之比较——对19世纪中叶上海和长崎社会风尚的考察》，《中国社会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6期。）
六、思想文化和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戴季陶、郭沫若等人就特别重视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差异。近20年来，思想文化依然是者普遍关注的课题。同时，随着教育对于实现化的重大意义日益凸现，中日近代教育的也成为重要话题。
关于文化传统。郭沫若认为，古代文化太久，光辉太灿烂，往往视欧美为夷狄，对于新文化、知识不易接受，这在变革时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日本传统文化的负担没有中国重，易于外来文化，所以走得较快。（注：前揭郭沫若文。）他的观点迄今在学术界仍有相当大的力。日本学者井上清的类似见解，也常为我国学者所征引。（注：他说：“中国在几千年的长时期内，就东方和东方人所知道的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心，所以中国人当然会以‘中华’自豪，对于近代西洋与其文化，不容易虚心学习。与此相反，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曾吸取朝鲜、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来培养自己的文化，所以在了解外国文化与认识其价值方面，不受中国人那样的历史的限制。”见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7页。）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近年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日本文化是复合型的，神道、儒学、佛教和兰学和而不同，互相补充，既有稳定的功能，又能不断吸纳新质而使自己生机勃勃。中国在近代以前基本上是单一文化，主流实为儒学的一脉相承，有强烈的同化异质文化的特征，对不易同化者就会拒斥。它具有较大的稳定社会的功能，但容易趋于保守，且因难于吸纳新质而使自己停顿。（注：前揭罗福惠文。）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的外向性和开拓性固然更多一些，但用“僵化的模式论”来比较中日文化，不利于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10-18页。）
有学者对中日传统伦理观作了对比，认为中国以“孝”为根本，“忠”以“孝”为依托，而在日本，“忠”的观念成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对“孝”的理解则接近于中国社会所强调的“忠”。（注：高夫、佐文：《中日忠孝观念的差异及其文化源流》，《日本研究》1993年第3期。）有学者对中国明朝中叶以后和日本江户前期以后的“实学”思潮进行比较，注意到中国实学是“经世实学”，强调社会变革、学风转变，反对程朱陆王末流而不反孔孟，不过是中国儒学的自我调节，不具备近代学术的许多基本属性，使清末改革思想推迟出现，自身也过早衰亡。日本实学是“开明实学”，它形成了经验合理主义，提倡研究经世济民的学问，认真探求科学，大胆摄取西学，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普遍、深刻的影响，且发展速度很快，成为推动日本社会近代化的原动力。（注：李苏平：《中、日、韩实学比较》，《研究》1995年第4期。）
有学者考察了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认为“华夷”论是以中国中心论为特征的古代国际秩序论，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成“夷夏之防”的思想，导致历史上中国知识人没有培养出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的习惯，延续到近代，使中国吸收西方文化所遇阻力不小。在日本，“华夷”史观也有过发展，但在近代，攘夷运动失败以后，轻视西方的思想从根本上受到批判与纠正，“开国论”支配了思想界。在中日华夷史观的演变中，中国本来走在前面，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输入日本，对日本对外观的演变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注：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