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5)
2018-01-08 01:33
导读：关于农业发展状况。有论者指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迅速增长，而中国的农业发展则十分缓慢。这在两国农业增长率、农村人
关于农业发展状况。有论者指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迅速增长，而中国的农业发展则十分缓慢。这在两国农业增长率、农村人口人均产值、农产品商品率、农业技术改良等方面都表现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没有发生如明治维新那样的以地税改革为契机的农业资本主义革命，使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不能打破，生产力不能由家庭内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而得到发展。此外，中日政府的投入相差很大也是导致两国农业发展拉开距离的重要原因。（注：王玉茹：《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和中国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
关于对外经济联系。国门打开以后，中日两国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都形成了半殖民地贸易结构。如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并设法利用外部世界的有利因素，服务于本国近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中日共同面对的课题。但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当权者的因应却大相径庭。有学者探讨了这种差异，指出明治政府与洋务派在本国对外经济联系问题上的观念有近代与传统之别。明治政府为根本改变半殖民地贸易结构，收回关税主权和外贸自主权，与西方国家进行了长期交涉与斗争，并最终取得成功，而清政府却没有做到。明治政府彻底清除国内妨碍近代外贸发展的各种因素，多方创造条件促进出口，而清政府在这些方面一概消极无为。结果，日本出口的茶、丝不断夺去中国在欧美的市场，其工矿产品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出口不断增大，而中国除了一部分器械缫丝产品之外，一直没有近代工矿产品出口。日本通过扩大外贸出口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近代化，为本国工业化争得了资金、市场，使本国经济在国际竞争推动下发展，而中国却连原有的外贸优势也丧失掉，谈不上为本国工业化创造条件，并日益受制于西方国家的贸易掠夺。（注：参见《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三章第三节；《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七章。）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关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出现无疑是近代中日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对他们加以比较研究，可加深人们对两国所处经济环境的了解。
有学者注意到，中日资产阶级产生之初，“官商关系”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差异也很明显：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产阶级受到政府多方扶持而迅速崛起，两者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高水准的思想认同和行为合作。但在中国，新型官商关系直到20世纪初期才形成。中日在近代经济立法上的迟与速、缺与全以及贯彻法规力度的弱与强，对于两国资产阶级的成长产生了不同影响。中国经济社团在产生和发展的时间上落后于日本30年，且比日本的经济社团带有更多的政治因素，更易于受政治风波影响，基础不稳固，也难以得到政府支持，这些都限制了中国资产阶级发挥促进早期现代化的功能。（注：《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二章。）
有学者对张謇和涩泽荣一这两位近代中日“士商”的代表加以比较后指出，他们是两国早期工商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型和本态，其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非常接近，都以儒家伦理为内核、辅之以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主张道德与经济合一、“义利两全”。区别在于前者更执著于传统儒家的“仁”的观念，而后者则大力提倡贯彻武士道。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不同于近代西方商人精神的近代东亚士商经济伦理观。但中日士商的命运各不相同：日本士商顺利实现了向新型工商企业家的社会转型，而中国士商始终与官场有着夹杂不清的血缘联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过程迟迟难以完成。就张謇与涩泽荣一个人来说，实业成就也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日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条件不可同日而语。（注：马敏：《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三、军事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军力相差甚远。从教训并深入认识军事近代化的内在出发，者对相关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