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11)
2014-11-16 01:00
导读:[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和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周锡
[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和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周锡瑞:《中国地方精英与支配模式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卷。
[17]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司考特·罗泽尔、李建中:《中国经济改革中村干部的经济行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
[19]王思斌:《村干部的边际地位与行为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4期。
[20] Jean Oi,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1]吴毅:《村治中的政治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
[22]党国印:《中国乡村权势阶层崛起》,《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5期。
[23]王汉生: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4年秋季卷。
[24]李略:《市民社会和社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春季号。
[25]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6]吴理财:《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27] [美]古德:《家庭》,第16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28]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85年版。
[29] [美]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第40-4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30]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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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陈吉元:《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第212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32]唐兴霖、马骏:《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发展的前景及困难:制度角度的分析》,《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33]王雅林:《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对黑龙江省昌五镇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34]金太军:《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35]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第78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6]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第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7]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吴毅:《村治中的政治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
[38]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39]参见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8月号。
[40]韩丁曾借用一基层干部的比喻来说明“三反运动”和“四清运动”时期农村基层干部所处的两头受气的境地。笔者转用来比喻乡政村治格局下乡镇政府的处境。见Hinton, W.,1983,Shenfan,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p.219.
[41]所谓保护型国家经纪系村社自愿组织的,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赢利型国家经纪是指那些被国家权力所利用,但在一个不断商品化的社会中却没有合法收入的职员。他们从事令人厌烦且地位低下的职位的主要动机之一在于有利可图,其目的是要利用其职权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参见 [ 美 ]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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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王思斌:《村干部的边际地位与行为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