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2)
2014-11-16 01:00
导读：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国家与农村互动关系的研究，除了运用国家-—社会关系或市民社会理论，还采用了法团主义理论。前者如怀特在对浙江萧山地区民间社
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国家与农村互动关系的研究，除了运用国家-—社会关系或市民社会理论，还采用了法团主义理论。前者如怀特在对浙江萧山地区民间社团的研究中发现，与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相契合，在国家与经济行动者之间，一种非正式的、非官方的民间经济和组织正在出现，它们与国家体制的界限日渐明显，活动空间正在扩大；后者如克利赫发现，农民间的冲突以宗族联结作为社会单位，其组织形态不是体制外的身份集团，而是跨越体制内外的同宗集团，很多时间，冲突不是发生在农民和干部之间，而是发生在一组干部和群众与另一组干部与群众之间。宗族网络模糊了国家和社会、干部和农民之间的界限。[11]美国的简·奥伊（Jean Oi）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一书中，自称她并不过于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消长，而是更乐于讨论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12]。这些研究将“国家—社会”范式推向一个新的深度。
崔之元在 “国家—社会”的两层分析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层分析法，即“上层”（中央政府）、“中层”（地方政府和新兴资本大户）、“下层”（广大挣工资谋生的老百姓）。崔之元认为，从中央政府与普通民众的“上下联盟”来制约“中间层”地方精英的离心倾向，只是“上中下”三者良性互动的一个环节，另一个环节是“中间层”对“上层”过度集权的制约[13]。
精英结构是村庄权力结构的重要侧面，因为在村庄权力的内部和外部结构中，村庄精英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构成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因此对村庄精英的分析可作为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实际上，近百年来，中国大陆乡村精英的地位、作用一直是海内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如早期的“双轨政治”[14]、“士绅操纵”[15]、“士绅支配”[16]、“经纪体制”[17]，近期的“主人—代理人”理论[18]、“边际人”理论[19]、 “庇护关系”理论[20]等，这些概念（理论）多少带有当年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概念的印记，即依靠财富、权力和声望这三个范畴进行定义。其后吴毅又提出“村治中的政治人”的概念[21]，党国印阐述了“乡村权势阶层”现象[22]。王汉生则研究了农村工业化对农村精英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她不仅揭示了乡村工业化引发精英结构和关系变化的复杂机理，而且在分析精英构成地位差异时划分了四种“理想型”乡村社区，富有启发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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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上述研究已达到相当深度，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第一，对具体村庄的权力结构进行实证或个案研究时，缺乏有解释力和包容力的分析框架，在理论预设方面显得比较薄弱；第二，对当下村庄权力的互动结构的研究不够；第三，在研究视角上，关于村庄权力结构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脱节，因而不足以描述与解析当前村庄治理的实际状况。 本文则是以前两类研究为起点，把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特别是个案研究相结合，建构村庄场域中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具体地说，本文的研究按以下思路展开：第一，分析村庄权力结构特别是国家与村庄的关系（村庄的外部权力结构）的历史演变，即从传统的的村庄双重权力结构（国家—乡绅）到人民公社时期村庄单一权力结构再到改革以来村庄三重权力结构（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嬗变；第二，对当下的村庄权力结构作分层（三重）研究：一是自上而下渗透到村庄的行政权力。二是由村庄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直接行使的自治权（“村治”权力）。三是村级治理的最终所有权，其主体是普通村民，他们是村庄精英们特别是体制内精英的直接授权（委托）者，也是“乡政”权力（通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间接授权者。通过三重权力的分层研究，就把“村庄权力结构的内部研究”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在这一框架中，以乡政组织为载体的“乡政”权力运行是国家权力与社区权力互为渗透、互为影响的连接点，因此也是“村庄权力结构的外部研究”的核心；而直接行使“村治”权力的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构成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因此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的内部研究”的基点；第三，着重研究三重权力在村庄治理中的相互作用。因此作为本文核心概念的村庄权力结构其实质即是村庄体制内权力与体制外权力，“乡政”权力与“村治”权力以及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它集中体现在村庄各权力主体运用村庄内外各种资源的互动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