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1)(10)

    三   “乡村边缘群体”与社会变迁 

    传统乡村社会的理想境界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一旦进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矛盾尖锐时期，边缘群体大量产生，社会危机与变迁就难以避免了。

    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说过：“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边缘群体永远是社会变化尤其是灾难中最容易受伤害、也最容易制造动乱的人群，他们的大量产生，与社会变迁有极大的关系。社会学理论认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主流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乡村边缘群体包含至广，举凡一切身无恒业之辈均属此类，他们因为“身无恒业”，又要谋生，不得不在社会上四处奔走，流动求生。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排挤、抛弃，生活于社会的边缘、下层，为了在社会上生存，往往分门别类，形成一定的行当，或者依照所从事的行当结成一定的团体，尤有甚者，为种种秘密社会，他们都有独特的入会仪式、联络方法和严格的赏罚规章。在团体内部形成极大的凝聚力和保密性，其特异的隐语暗号、活动及传会传教仪式，很难为人识破，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乡村边缘群体为生活所迫，只能从事种种为一般人所轻视、不齿甚至无法容忍的卖艺、卖身、乞讨、迷信、欺骗、暴力等活动，这类人良莠杂处．不少人欺骗讹诈，耍蛮使横，流氓成性，桀骜不驯．呼朋引类，劫掠窝赃，欺行霸市，直至杀人越货，竖旗起事，带有很大的社会破坏性。秘密社会乃是典型，其异端思想和非法活动，尤其是经常发动反政府的起事起义，对主流社会尤其是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宋代的王质在其《论镇盗疏》中分析道：“盗贼之所出者有三，一日饥民，二日愚民，三日奸民。饥民求生，愚民求福，奸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终，则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饥民，不可返者愚民、奸民也。何者?饥民之为盗，非有所大欲也，无可生之计，是以为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尝不好生恶死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无厌。求之于佛者而以为未足，又转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为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则是食菜事魔者，盖生于愚民求福之无厌也，奸民之求利也无已。……求福之无厌、求利之无已，是心易入而难出，易聚而难散。”明清时期，在许多乡村地区，巫婆、神汉十分活跃，跳神、走阴、关亡、圆光、扶乩等事象往往为人们熟知并信奉。秘密社会中的许多教首会首、骨干大多通晓此类法术，或者本身就是巫师出身，他们借沟通人神之术，代天言事，以乡村边缘群体为基础，引人入教人会，引人造反，“愚夫愚妇”，往往翕然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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