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1)(5)

    我所理解的 社会 史 研究 ，不是婚丧嫁娶、风俗人情之类的现象简单梳理，而是要寻求现象背后的意义。社会史的表达，不仅仅是社会现象的表达，而更重要是意义的寻求。从这个视角，社会史跟 政治 史、制度史和文化史往往有着更多的纠缠，唯其如此，社会史的研究才更有价值。

    晚清民教冲突中最突出的一类，就是关于演戏和求雨的风俗冲突，在19世纪后半期，因演戏和求雨引起的教案相当多，这也是许多研究教案的论者往往把民教冲突归结为文化冲突的原因，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类的教案理解为教民遵从了西方的文化风习，因而与 中国 乡村固有风俗习惯产生了冲突。然而实际上，在那个 时代 ，除了极少数做了牧师的基督教世家之外，绝大多数教民既没有改变习俗的意愿，也没有这个可能。西方教会借口不拜偶像，为教民从清朝政府讨来一纸可以免除演戏出份子的特权，其实只是以宗教为借口，为教民争得的一种 经济 上的优惠。事实上，中国乡间的演戏，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都有拜神的仪式，所有的戏剧，名义上都是给神看的，但实际上拜神仪式的偶像崇拜意义早已淡化，人们只是借此娱乐而已，只是在求雨的时候，才具有较强的拜神意味。教民中的多数也是中国农民，他们在那个时代，也只有这种娱乐形式，除了少数信仰特别强固之人之外，教民和他们的家人，在村里来了戏班唱戏的时候，大抵也是耐不住的，而教会为他们讨来的特权，实际上使他们变成了占村民便宜的人。尤其是当求雨唱戏 (代价有时比较高)，而且真的把雨“求”来了的时候．在村民眼里，教民所占的便宜就太大了，这里，不仅有请戏班子的公份，还有求来的天上的雨。当然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村庄教民都是绝对的少数，他们不交请戏班的公份，对大局 影响 并不大，而且每户所应交的戏份，数量一般都很小，只是在人们的感觉里，教民却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白占大家便宜，往往意味着不道德，如果行为不道德还找理由(不拜偶像)辩解，就成了无耻之尤，从而强化了一般村民经济上吃亏的感觉。所以，起源于似乎很微不足道的”细故”的教案，才会以如此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打、杀、烧、抢)。这里，所谓文化风俗的冲突，只是一种表象的表达，实际上背后有经济和道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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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的剪辫和不缠足（放足)，一般说来，是公认的社会转型的标志(太平天国时期除外)，不缠足(放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疑容易被人理解为对妇女的解放，但实际上，不缠足(放足)从民间的运作到官方的推行，基本都是被“富国强兵”之类的男性话语所支配着，提倡女性放足和不缠，无非是着眼于增加劳动力，改善婴儿质量，摆脱男性的内顾之忧，甚至期望打仗的时候，女性“援桴而来”。戊戌期间发表在湘报上曾继辉所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得不录：“向者吾方谓中国为人数之至多，今始觉人数之至少。夫万万之众尚谓之人少乎哉?然缠足之习不除，则女人二万万已去其半也，且不特去其半减其数而已，坐以待食其弊一，深闺无事拈花刺绣耗费益繁其弊二，井臼操作不能胜任，水火盗贼不能防，让有四方之志的丈夫多有内顾之忧其弊三。由三弊生三穷：生少食多其穷一，穷奢斗靡其穷二，因二万万无用之女并二万万有用之男亦消磨其志气，阻挠其事机其穷三。夫至弊与穷交深，国其危矣。今者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这种充斥了男性话语的强横，和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的言论，在整个不缠足运动期间，比比皆是。不仅如此，笔者曾经考察过戊戌维新期间湖南的不缠足会，所有列名的1 060名成员都是男性，72位捐助人也只有9位女性，其中还有5位是以某某母或妻的面目出现的，不排除是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假借名义的可能，晚清的不缠足运动，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男人的运动，即使有个别妇女参与其间，也大多是作为维新派人士的家眷而奉旨行事的。所以说，不缠足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其实并没有表象上所表达的妇女解放的内涵。实际上，作为晚清一系列西化意义改革的副产品，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迅速刷洗民族自身的“不文明”标记的冲动，在这种冲动中，妇女事实是做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

    剪辫部分地成为社会的潮流，要晚于不缠足，由于男人的辫子是汉人服从满清统治的标志，所以，只有在庚子以后，清朝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同时不得不依靠大规模的西式变法来摆脱危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剪辫的潮流。跟不缠足一样，先进人士之所以对男人留辫子深恶痛绝，主要是因为辫子已经成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的标志，欲脱野蛮而人文明，则非剪辫不可。但是即便如此，学生和新军中的剪辫风气，也不大可能传染到下层普通民众，老百姓大多听不着也听不懂西方人对于辫子pig tail(猪尾巴)的讥诮，因而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羞辱感，而且留辫子早已变成了他们的一种强固的日常生活习惯，对保留辫子，不仅有习惯上依恋，还有巫术思维的考虑，其中归顺满清的政治含义早巳淡漠了。尽管如此，在辛亥革命和革命后的一个阶段里，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剪辫的强制运动。其动机，不仅是为了消除民族耻辱，还有反满和改造国民性(革命党人认为辫子是国人服从满人的奴隶根性的标志)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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