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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仅仅是历史传承的问题。虽然历史上的农民也是贫穷的阶层,而且也遭受着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结构性规则引动的升降流动的困扰,但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则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③这一历史记录表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 影响 ,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 规律 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振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 30年代《东方杂志》讨论的主题之一。
同样,已经被拖入世界经济市场的中国乡村,不可避免地也承受着世界经济的冲击。因此乡村社会研究的国际视角也是十分鲜明的,如马寅初《世界经济恐慌如何影响及于中国与中国之对策》(1935年第32卷第13号)等。而且对于中国农民贫穷问题的考察也是从世界史的对比角度入手的,如李树青的《中国家的贫穷程度》(1935年第32卷第19号)即是通过与美国、丹麦农民生活状况的比较而立论的。 大学排名
因此,从《东方杂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关注走向深层时,它几乎都是从“问题”的视角切人的。《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1927年第24卷第16号)可以说代表了这一视角的基本走向。 共12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