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1)(8)

  “ 中国 的 问题 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及其所依附的土地，构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乡村 社会 。近年来，乡村史 研究 越来越引人瞩目。人们对 历史 上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乡村本身，诸如 经济 、社会、人口、区域等等；二是研究乡村的 理论 与 方法 ，如停滞论(珀金斯)、陷阱论(伊懋可)、过密化论(黄宗智）、内卷化论(杜赞奇)、区域经济(中心—边缘)理论(施坚雅)、权力共同体论(秦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增长论(马若孟、罗友枝)，革命范式， 现代 化范式，学科交叉，等等。

    从乡村史研究的现状来看，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众多名家各领风骚。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该项研究呢?这里我结合自己近年对盗匪问题、江湖问题、秘密社会、民间械斗等的研究，就“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概念

    传统乡村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其中最基本的群体是农民(或曰农民阶级)．因为许多内在外在因素的 影响 ，其中一些人会成为地主，一些人会外出为官、经商务工，还有一些人会破产失业，沦为流民无产者。地主与农民，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主流群体．名目繁多的流民无产者，构成了乡村社会的边缘群体。中国自秦以来始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群体的关系可以用一系列同心圆的结构来比拟：处在同心圆中心位置的，可称为“主流群体”(或“中心群体”、“核心群体”)，处在外围的同心圆可称为“边缘群体”。例如，就国家与民众而言，官员是典型的主流群体，而农民则是典型的边缘群体；就乡村社会而言，农民和地主是主流群体，游民无产者是边缘群体。主流和边缘是相对概念，即使是在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也有较大的互动性和易变性。

    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乡村中的主流与边缘群体．稳定性极差，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因为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主流群体很容易走向边缘化，反之亦然，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身而二任，身在主流，心系边缘，如遭受迫害的地主、官员、知识分子。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乡村历史演变中，人口增长、经济关系恶化和文化传统变异，是导致朝代更替、”封建关系”逐渐瓦解的主要原因。在难以记数的乡村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领导者当中除手 工业 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星相医卜和僧道中人之外，还有许多士绅文人、落魄官员、衙门胥吏、地主商人、农民等。

    如果直观地看待乡村社会中的主流和边缘群体，当然是单色调的；如果深入乡土社会各内部去观察、理解各类群体之经济、生活、文化的复杂空间，增加对乡村内部各种社会关系的了解，增加对当地家庭、宗族、村落、宗教、风俗、生活方式和社会变迁的直接感受．广泛收集民间 文献 如族谱、碑刻、书信、契约、传说、宝卷、歌谣等等， 分析 推究，一幅色彩斑斓的乡村图卷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就不难从中发现一部完整的、真实的乡村历史。

    二   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内涵

    要透视“乡村边缘群体”，最直接的切入点是从乡村民众运动入手，民变、复仇、匪徒啸聚、秘密社会起事、抢米抗租风潮、叛乱等，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表现形式。骚乱往往通过简单的自发反抗和群体暴力表现出来。拿清朝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来说，其中主要成分，均可归为“边缘群体”，据《戡靖教匪述编》称：“勾连裹胁，日聚日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啯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流转靡定，”其中所述之啯噜子、棚民、私枭等名目，都是脱离了乡村固定生活的“边缘人”，这些边缘人，因时因地，名目各异。他们平时在乡村生活的运行中，逐渐被抛到“边缘”，待到天灾人祸剧烈的年份，原本属于个体的乡村边缘人或比较“本分”的边缘群体，很容易在一定的目标下，彼此勾联，啸聚萑苻。

     结合乡村社会实际，我们发现，除了特定区域和行业的边缘群体(如棚民、私枭)和特定时期(如灾民和难民)之外，乡村游民、江湖中人、匪股、秘密社会构成了乡村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边缘群体”。

    一是乡村游民。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从乡村及宗法 网络 中脱离出来的人们。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脱序”，也就是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历代都有，但形成群体大致在唐宋，活跃于明清至近代。广义而言，江湖中人、盗匪及秘密社会中人多为游民，但与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还有些差异(详见下文)。毛泽东早年所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 农村 的游民分为五类：兵、匪、盗、丐、娼。他指的是当时乡村中的一般状况。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主要是指失去土地生计、尚未脱离本乡本土的人群，包括地痞、无赖、光棍、乞丐、打手、赤贫等。他们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尚未离乡，结成一定的团体；二是虽然被主流群体歧视、排斥，但基本活动于 法律 框架之内。这类人群在各地乡村所在多有，其特殊之处在于，很容易成为地方骚乱的参与者、秘密社会的后备源。

     二是江湖中人。

     许多人不得不去闯荡的那个“江湖”指的是一个社会——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隐性社会，或曰地下社会，有人称为“另一个中国”(李慎之语，见刘平：《近代江湖文化研究论纲》，载《文史哲》2004年第2期，第68页）。江湖中人指的是脱离了本乡本土、从事各种非正当或低贱行当、以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流动谋生的人群。在中国历史中。与乡土社会相伴生的是江湖社会。乡土社会的载体是农民，江湖社会的载体是游民。两者如影随形，既对立又互相依存。

    广义而言，江湖社会由游离于正常社会 政治 经济生活之外的人群构成，他们不一定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和行业、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神秘莫测的隐语暗号，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地下社会。一般来说，江湖中人都是以四海为家，浪迹天涯，食无定处，居无定所，主要活动于都市码头和乡村庙会集市。狭义而言，江湖有“风”“马”“燕”“雀”四大门，”金”“皮”“彩”“挂” “平”“团”“调”“柳 "八小门：金门(又叫巾门，指星相、测字、风水)，皮门(行医卖药)，彩门(戏法魔术)，挂门(耍枪弄棒、打把式卖艺)。平门(评书、大鼓、相声、说唱)，团门(走街卖唱、行乞)，调门(扎彩、鼓吹、杠房)，聊门(又称柳门，指梨园戏班)。实际上，江湖行当比这四大门、八小门多得多，包括江湖术士、江湖郎中、江湖艺人、江湖骗子、巫婆神汉、窃贼、强盗、侠客、乞丐、清客、扶乩、马戏、戏班、娼妓、游方僧道等各色人。进入近代，传统中国社会发生裂变，商品经济畸形 发展 ，大量人口被迫走入江湖。新的江湖行当开始出现，如烟毒、西式赌博、拉洋片、外国魔术等，一些传统江湖行当也在畸形发展，如娼妓、乞丐、盗匪、秘密帮会等。农村破产，城市兴起，出现了许多水陆码头，江湖人麇集其间，造成了近代城市的畸形繁荣。

    江湖是个被主流社会所打压的隐性社会。江湖人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人群，尤其是他们结成的江湖组织，容易形成相当势力，与社会生活、政治变革发生密切关系。在江湖上挣扎谋生的游民不能遵守主流社会的规范，必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打击．从江湖中人来说，他们见多识广，多有一技之长，喜欢弄枪使棒，好勇斗狠，讲义气，结团体，往往成为社会变动或动乱的一股重要力量：尽管江湖中人以水陆码头为生活舞台，但传统乡村社会中也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历史上众多农民叛乱，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很多都有江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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