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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1)(7)

2015-04-29 01:21 其实，不仅先进人士居高临下倡导的社会改造，不能按其表象阐述意义，当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苏区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时，也有类似的 问题 。应该说，苏区在移风易俗是相当深入的，每个乡甚至村，都有列宁小学，编出了适合农民扫盲和启蒙的《工农兵读本》和《劳动读本》，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了红星俱乐部和剧社，即使没有这样的组织，宣传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等等的文明戏、改良花鼓戏到处都在演，在组织的强制下，原来的僧道和巫婆神汉纷纷改行，包办婚姻也可以在苏维埃法庭解除。不过，虽然苏区民众的信仰和民俗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农民将家里神龛里的神佛丢弃了，却换上马克思、列宁的牌位或者画像，在恋爱自由的氛围中，越是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老婆跑得越多，以至于有的地方苏维埃不得不出台决议，禁止“自由找爱”。

 

    实际上，苏区农民信仰结构并没有真的改观，他们只不过是将马克思和列宁当成神来崇拜了而已，因为在他们看来，是信仰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们给了他们土地和财物，有用则信，恰是农民信仰的核心精神，只要精神不变，信仰对象的改变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同样，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信条，也不见得一下子就使农民走向 现代 ，在某些方面实际上鼓励了原来在南方 农村 就存在的性自由，对农村社会有某种瓦解的作用。其中的原因，也许是由于肃反扩大化的缘故，苏区的知识分子被殃及过多，以至于预定的文化建设并没有完成，也许还有别的。

总之，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回顾我们的社会史的时候，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在研究社会变迁的时候．尤其要慎重，不要被一些热闹的表象所迷惑，轻易做出定性的结论。 [作者简介]   张鸣(1957—)，男，浙江上虞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中国近代史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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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王先明 张鸣 刘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