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1)(9)

    所谓土匪，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 内容 的武装集团或个人。

    在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失衡之际，人口问题和土地问题必然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农村破产者日趋增加．成为社会难以容纳的游民。他们辗转他乡，漂流江湖，生活动荡不定，既无室家之好，又无生人之乐，备受社会歧视，出于互助谋生、武力自保的目的，结成某种名目的匪股，就成了很 自然 的事。进入近代，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与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同时进行，大量破产失业者浮游在社会上，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土匪、海盗、马贼、盐枭、刀客等盗匪活动显著增加，他们的活动成为近代社会动乱的一种集中表现。秘密社会与匪股都是穷苦人特别是游民无产者的聚集地，在土匪来说，其成分更加复杂，包括破产农民、无赖、地痞、罪犯、游勇、私枭、江湖中人、秘密社会，等等。这些人投入匪股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为生活所迫者、复仇者、浪荡者、追求升官发财者，不一而足。这样一个成分复杂、动机各异的混合体，从匪股形成伊始，便表现出一种行为放荡、掠夺成性、贪婪残忍的姿态。如清末长江中下游，会党盐枭所在皆有，“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贩盐则为枭，无盐可贩则聚赌，赌不胜则为盗，盗不足则掳勒索诈，无所不至。”(《中外日报》1905年10月24日)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又很容易成为其他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

    四是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

    民间结社是指人们因某些共同的目的、利益、信仰而结成的团体。民间秘密结社则是因为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排斥和镇压，在民间秘密流传的结社。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秘密结社．是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某种世俗或宗教的原因而自发结成的团体。它们利用“互助”、“末劫说”等教义纠集民众，反对社会与政府，因而受到排斥、取缔和打击，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价值取向也极为复杂。由于秘密社会中的骨干成员都是身无恒业、四处闯荡的游民游勇(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小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怀有不满情绪和反抗意识，常常在社会危机时期起事、叛乱，形成强大的反抗政府的力量。按照它们的组织形式与行为方式，可以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

    秘密会党以天地会为代表。天地会是清代前中期民间兄弟结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乾隆末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林爽文起义。其后，清朝从法律上予以明文禁止，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天地会不但没有灭绝，反而迅速蔓延开来：一是从天地会创立到林爽文起义时，它已逐步成为一个从宗旨、仪规到组织、行动都十分严密的秘密团体，它的许多行为准则容易被广大的破产劳动者和贫苦农民接受。如天地会头目严烟供称，会中之人，凡遇“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严烟供词"，载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对那些被压迫、受歧视的“边缘人”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所以天地会枝蔓繁多，扎根深远，绵延不绝。二是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称进行活动，如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忠义会、江湖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边钱会等，总计有三四十种名目。至于嘉庆、道光年间，这些会党势力遍及南方各省，其名目迅速由闽粤沿海向内地传播，并逐步确立了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系统的地位。

    秘密宗教(即“秘密教门”)以元末出现的白莲教为代表。明中叶以后，以罗教的出现为标志，秘密教门迅速繁衍(当局不明就里，往往一概称为“白莲教”)，他们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杂糅和曲解儒释道三教拼凑“教义”，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十分活跃，有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圆顿教、龙华教、在理教、先天道、皈一道、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八卦教、天理教、青莲教、金丹教等，名目达三四百种。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脆弱性，小农阶级总是担心朝不保夕，天灾人祸随时会落到头上，所以，秘密教门便以治病怯灾、健身强体、修福来世为诱饵，广收门徒。

    在一般情况下，教门首领的主要目的是聚敛钱财，他们往往规定门徒加入该组织要缴纳数目不等的“根基钱”、“福果钱”、“种福钱”、“元勋钱”、“功德费”、“线路钱”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样，传教收徒敛钱就成为部分衣食无着的贫穷农民的谋生手段之一，也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寄生方式，传教敛钱是他们传教的动力。对此，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政王引之分析道：“彼为邪说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诱也，于是借敛钱之说以邀其人教也，则己之钱人于人之手，其人人教而又传教也，则人之钱人于己手。辗转传教则辗转敛钱，愚民信以为生计，遂相与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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