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1)(6)

    事实上，近代中国人的“文明”情结，一度显然被政治事件大大地强化了。从庚子以后到二次革命，是国人狂热地追求“文明”的时期，其原因，不能说不与庚子义和团运动有关，因为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中国人背上了野蛮的十字架，为了摆脱这个十字架，所以才事事讲求“文明”，从文明棍、文明帽到文明戏和文明结婚。

    如果说文明棍和文明帽不过是外来器物的引进与仿造，那么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则带有文化上的“以夷变夏”的内蕴，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公开彰示中国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或者说中国落后而西方先进。城市的“文明”热虽然后来逐渐消淡，但这种话语模式却传了下来，中国文化的所有 内容 ，从京剧、中医到宗教和中学，都被打上了落后、迷信的印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在文明热的时候，所谓的文明戏，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点模仿西方的话剧，但又不是话剧，跟写意象征性和程序化很强的中国戏(比如京剧和昆曲)正好南辕北辙，主要是些洋学生用它来演时事(政治宣传)和西洋的故事。而文明结婚也类似，它不是西方教堂婚礼，只是穿着不中不西的服装，革掉了大部分中式婚礼的程序与仪式，也革掉了所有的中式婚礼中有关巫术和类巫术的成分，诸如撒米、枣、花生，跨火盆等等仪式。而在此前，繁复的礼仪(包括婚礼)恰是中国人赖以区分文野的标志，讲求礼仪者为文，反之是化外的野人(蛮夷)。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文明”追求，带有强烈的文化颠覆意义。

    尽管如此，这种风习上的文明追求，依然没有摆脱政治话语的覆盖。追求文明无非是通过对西方的 学习 的仿效，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至少也得摆脱西方强加于我们的野蛮民族的恶谥。

    野蛮排外的反教运动很有群众基础，而追求文明的不缠足与剪辫运动却正好相反。看社会的进步并不以站在前列的先进人士的意志为转移。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在乡下从来就没有市场，在都市的支持者也很寥寥。至于不缠足和剪辫，虽然在城市里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民众的反弹却依然强烈。辛亥期间，农民为了躲避强制剪辫，甚至不惜不进城卖菜和挑粪，有的地方的城里人甚至制出一种特殊的尖顶帽，以遮掩盘在头顶的辫子。“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你说邪不邪，娘们穿着男人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样讽刺放足和剪辫的民谣，在到处传诵，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文明追求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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