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冷战之后，当下的世界面临着一个“圣战(5)
2014-05-01 01:17
导读：5）上帝之死就是主体之死。上帝之死最终不是人的得救，而是人的末日。福柯说，“尼采表明上帝之死不是人之出现，而是人之消失。人与上帝有着奇特
5）上帝之死就是主体之死。上帝之死最终不是人的得救，而是人的末日。福柯说，“尼采表明上帝之死不是人之出现，而是人之消失。人与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因为人与上帝同时是孪生兄弟和互为父子关系：上帝死了，人不能不同时消失。”39;
的核心概念是自我/主体，在自我意识与主体性理论中，似乎很少有他者的地位。哲学的形而上学、知识论，都是主体性的产物。笛卡儿先声夺人，宣言“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主体性差不多成了上帝的代名词：“一切在于把真理的东西不仅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解和表述为主体。”40但主体的极端膨胀并不意味着他者性的消失。相反，他者观念从来没有缩水。在知识论中，他者就直接变成了“对象”。自我是作为中心的主体，对象（他者）就是客体。近代知识论唯一的工作就是力图论证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恩格斯把它归纳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但一直到黑格尔，主体性哲学穷尽了它的所有可能之后，主体/客体之间的统一性仍然没有获得充分的担保。有学者把这归结为“纵向超越”的困难，并诉诸海德格尔式的“横向超越”。41到现代哲学，过于膨胀的主体性立即就缩水为收敛的“主体间性”，并试图以抵制“后主义”的严重挑衅。这个历史是自我/他者斗争的历史。“主客体二分观念，或者换言之，主体与他者之关系，支撑了全部的西方文明史，它既是一个纯粹哲学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以至日常生活问题；它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故事，也是颇具现实紧迫性的一场运动；也许对于我们而言，至其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西方人的问题，也是切近我们自己历史与我们自身之现在的问题。”42;
主体/客体、自我/他者之间的紧张，有着一种异端模式的类结构。把自我之外的事物都看作与我对立的客体，并且试图以客体的主体化来获得整个世界，这不仅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主体、自我的膨胀让原本和谐的世界开始紧张起来。我当然不是说，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就完全和上帝/魔鬼之间一样。但主体对于他者的征服姿态、自我对于他者的优先性，与宗教逻辑如出一辙。它们之间具有类似于异端模式的特点：比如原教旨的一元性、价值上的绝对优先性、相互秩序上的权力性/政治性。对这一点，我们用当代的眼光可能看得更清楚。在今天，指责“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男权主义”早就不新鲜了。“后主义”甚至宣布“主体死了”43。上帝死了（尼采），那么上帝观念的代理人主体/自我也必定毙命。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等等，这些来自“后主义”的反动针对的主要目标其实就是“主体/自我”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福柯所谓“主体之死“的划时代意义。于是，世界的解放就是主体/客体、自我/他者之间的紧张的消失。;
主体性哲学具有明显的他者政治性。“他者政治”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学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这样说可能会更清楚：他者政治的实质逻辑是异端模式，异端模式在话语/行为中表现为他者政治。从实践的政治/伦来看（亚里士多德把伦理与政治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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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西方的学学理论有着明显的他者性，它是一种他者政治。“他者性”就是在自我/主体观念下，把世界理解为各主体间紧张争夺场所，把他人看作敌人。他者性是与主体性针锋相对的一个概念。它的潜在渴望就是：我们，反对他们。霍布斯把人类世界看作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丛林”，人与人之间就象挣抢食物的狼44。政治哲学上，他者政治最典型的还有卡尔•施米特的“敌友论”。他发现，“划分敌友的政治的标准”45。这是1）他者政治的政治学属性。但刚刚说过2），他者政治是一个哲学概念。也就是说，它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典型性。话语/知识普遍的具有他者性的权力秩序。权力即政治。把权力机制引入伦理，伦理就被政治化。一旦权力秩序渗透到普遍性的知识/真理，哲学就具有他者政治性。当下，哲学/真理/知识早就失去了它以往标榜的贞洁与纯粹，知识是个混蛋，一个杂种。;
政治就是权力。政治围绕权力来运作，这多少有些理所当然。但话语/知识被权力控制，人们上就要受刺激。这里当然要涉及福科的知识/权力模式。但问题有三种情况，1）话语/知识先验地普遍地蕴涵某种权力介入，这种介入与生俱来人人难免；2）某种特殊的话语/概念系统特殊地具有某种权力秩序，它只对特定的话语方式有效；3）权力介入不是来自话语/知识内部，而是外在权力的内化。46;
情况1）不需要再做考虑。既然与生俱来人人难免，那就是一个既定事实。事实就是“就这样”，没有商量的余地。可以想象这样来反叛科学“知识/权力”：“大家不信邪，而相信科学，这被科学知识的权力强奸啦。所以偏不信科学。”这时候我感到无能为力，没办法劝说道：“先生，被科学强奸要比邪门强奸舒服。”因为他使用了某种比知识/权力更有力更强大的权力——他使用了耍赖。耍赖蕴涵着恶性权力，它往往这样行使它的权力：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懒得搭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如果科学知识对我们有一种的权力/权威（这是知识/权力最普遍的方式），它是一种良性权力，人们宁愿谨慎地接受这种权力。否则，我将受更坏的权力所压迫，比如迷信。知识/真理当然先天地认为自己正确，并且总是一副“指导你们”的嘴脸。这个嘴脸是先验的，是个既定事实。没有那个真理可以自认为错误，真理只能真确。如果人们对此很反感，技术上值得同情，但是理论上不可取。人们无权故意夸大真理本身的困难。47;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情况2）具有普遍性，并且由于它的特殊性，很有反思的价值。某种特定话语/知识系统特殊地具有某种权力秩序，并且它剧烈地作用于相应的话语世界。这一情况才是知识/权力互动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情况。比如，中国人有一套礼仪话语，这是典型的“特定话语系统”，它的权力秩序就是“君君、臣臣、子子”，按照鲁迅他们的说法叫“吃人的礼教”。一种话语系统通过自身权力吃人，这很值得反思。我认为如果把人全都吃掉，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糟。前面论述过的异端模式，属于西方的典型的“特定话语系统”，它的权力模式就是，“信徒得救，异端得死”。“他者政治”被命名为“政治”，就因为在话语/知识上它具有典型的“特定权力秩序”。就是说，他者政治的“政治”表现为其话语/概念系统的典型的“权力性”，同时它的“他者”则表现为“异端性”。由于“特定话语系统”的权力秩序也是特定的，那么就可以判定它们的好坏，然后作出好的选择。这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