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冷战之后，当下的世界面临着一个“圣战(9)
2014-05-01 01:17
导读：我们可以想象战争的动机。上的战争主要是两种动机：1．政治/商业利益；2．宗教信念冲突。政治利益动机下的战争也总是有着他者政治在作怪。如同施米
我们可以想象战争的动机。上的战争主要是两种动机：1．政治/商业利益；2．宗教信念冲突。政治利益动机下的战争也总是有着他者政治在作怪。如同施米特所发现的，政治就是区分敌友。这是说，在考虑政治/利益的时候，一种先入为主的就是：“我们”的利益只有反对/征服/消灭“他们”才能够有效实现。简写式则是：你死才能我活，损人就是利己。这是一种宗教逻辑，思维方式上的异端模式。施米特的政治在西方世界的观念图景中，是相当深刻的。或者说，如果世界依旧是他者世界，那么世界的政治理念就必定是“施米特理念”。我想重申：我们需要的是及时更换一个世界，而不是给出关于和平/战争苍白想象。我们亟需的是：重装系统，而不是查杀病毒，因为你的系统被木马控制了。雷蒙•潘尼卡发现，战争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样说并不独断：世界的历史就是诸种宗教围绕谁在正统而争斗的历史。人类史上的宗教混战连绵不断。那些原本不是出于宗教动机的政治战争，在思维/格式上依然是宗教的。欧洲近代征战世界的过程中总是有着一种感觉：我代表上帝的意志。著名的十字军东征，竟然延续了整整两个世纪。冷战时代，美国缔结了反共十字军与苏联的革命十字军相持不下。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反恐十字军与恐怖新月军76的对决。还包括在美国、日本、欧洲到处散发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实行的“围堵中国”的新冷战策略，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华十字军”。;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想讨论一下“集体暴力”的宗教根据。战争本身存在着宗教情绪。这种情绪是心上的，也是结构上的。从
心理学上说，战争的集体暴力总伴随着一种宗教式的双重的暴力快感。这快感表现在，1）屠杀/毁灭的快感以及2）殉道/得救的快感。屠杀的快感来自“杀死异端”所获得的快感体验。人们在一种宗教心理学上，总是把自己的毁灭行为本能地看作对于“魔鬼/异端的世界”的毁灭，并由此在心理上获得暴力的高度快感。吉拉德发现，“暴力的宗教象征与牺牲的仪式，引起并刺激了暴力的冲动。暴力的主要根源是一种‘模仿的欲望’，此种模仿对手的欲望，比潜在的性欲与侵略性还重要。”77于是，屠杀魔鬼的行动就兑换为“模仿魔鬼”。同时，当屠杀/毁灭进行的同时，当战争以十字军的名义开进，狂热的人们常常获得强烈的殉道感与得救感。这种心理差不多就等于说，我是为保卫上帝而献身的，我的行为因为上帝的名义而“无限正义”，既然我对上帝如此虔诚如此效忠，我必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我必能得救。78不难看出，宗教的暴力/战争中，人们收获的却不只是“血的快感”，更在一种宗教动机和宗教心理下获得更高的快感。如果能够明白宗教对于某些的极端重要性，就不难理解宗教快感的登峰造极式的体验。;
另外我们将要看到，在屠杀/殉道、毁灭/得救的悖论中，有着与他者政治性雷同的话语格式。我愿意这样表达我的意思：如果他者政治的异端模式首先是一种世界秩序，那么接下来这种世界秩序就沉积为一种思维结构，最后形成强烈的心理惯性。当然这三者从来就是互动性地相互缠绕相互促进的。只是我们不应该忽略，屠杀（异端/他者）与（正统/自我）殉道，毁灭（异端/他者）与（正统/自我）得救，这依然表现出严格而极端的“你死我活”的格式。他者政治的那种世界景象与思维秩序，已经凝固到了心理层面。这就意味着人们心理上的宗教化。这种心理宗教化是集体宗教式暴力的快感来源。否则，杀死别人并不能推证你自己的得救，相反，按照理性逻辑，杀死别人就是你的罪过。我没有否认在一种表层意义上，杀人本身也会受到宗教教义的谴责。我只是想说，这种教义谴责很快并且很容易就被一种宗教快感体验所超越。人们在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很快就把自己的罪过兑换为“拯救”，例如，杀人是为了听从了上帝的旨意。对敌人的战争则是“上帝要我们出手。”这种兑换很奇怪，但却很经常。这是一种心理惯性。我们至少可以想象，一种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也不妨碍参战的人们获得效忠国家的快感体验。比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日本对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并且我想指出，两个纳粹国家的暴行，都有着深刻的宗教式心理动机。;
4、尾声：一种新的可能路径？;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异端模式所带来的危险。这个危险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显眼。宗教在地域上总是地方性的，在野心上却从来都是绝对普遍主义。倘人类永远处于刀耕火种、老死不相往来的阶段，那也好办。各种宗教可以在各自的地盘占山为王，诸上帝肯定相安无事。但全球化进程已经是事实。幻想回归自然，那就太衰了。这个问题不允许回避：诸多地方性宗教的普遍主义渴望如何调和？按照宗教的本意，各种不同宗教就不可能和睦共处。表面上，今天的三大世界性宗教都已经世界化了，冲突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但人们无权假装没看见世俗生活掩盖下的宗教间的紧张。如果不是世俗欲望的满足冲淡了本来的激烈冲突，世界将依旧陷入十字军或者新月军的征战中。不能忘记，世俗利益的冲突总是不自觉地点燃宗教狂热。事情常常是，世俗利益的争夺最后是掀起宗教紧张的白热化。人们一受刺激，就本能地请出上帝来帮忙，或者担保自身立场的正义性，或者祈求借取上帝的力量而所向披靡。亨廷顿的确敏锐，他看到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后，马上将上演“文明的冲突”。剧本早已写好，编剧正是“他者政治”。他清楚地知道，人类在没有在敌人的世界就不可能活下去，甚至不能知道自己是谁。冷战刚刚结束，福山就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预言“历史的终结”，梦想一个普世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到来，幻想人类将从此在资本主义的欲望与享乐中获得善终。79我想提醒一点，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他标识文明的核心因素就是宗教。文明的冲突主要就是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80;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紧张和危险决不仅仅存在于宗教本身。它们普遍地存在于泛宗教逻辑中，存在于所有蕴涵着他者政治性的因素中。人类津津乐道的所谓自由、、人权，也在一种他者政治的逻辑下变质、腐烂。我已经指出，他者政治的权力秩序早就介入了话语/知识系统。那些普世的美好事物，在他者政治的逻辑下显得丑态百出。自由成了一种悖论：先生，我要逼着你自由。人权则被捆绑在巡航导弹上批发出售。到现在，民主竟然也能够被搞成“民主原教旨主义”，人们应该叫它民主的变种，或者民主的升级版？这些至少说明，真理/事实在他者政治的逻辑下显得何等尴尬。话语/文明只要涉入他者政治的逻辑圈套，就成了野蛮的强权。普遍主义的理想只能带来文化殖民。我还想指出，他者政治的宗教逻辑不仅仅是一种外在权力秩序，而本身就是内在的渴望。这是宗教逻辑的沉淀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