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抽象社会(11)
2014-12-22 02:10
导读:想的正义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治理国家。国家肩负起全民的福利、健康与安全。19 4.意识形态政治 纪律、礼貌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复杂联系,并不意味
想的正义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治理国家。国家肩负起全民的福利、健康与安全。19
4.意识形态政治
纪律、礼貌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复杂联系,并不意味着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中
,“对自我的治理”这样的伦理实践已经取代传统社会中的规范秩序,成为社会整合的
唯一基础。无论“唯一”,还是“基础”的提法在这里都不恰当。首先,价值理性并非
程序技术的基础或前提,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摆脱教会宗教整合模式的思路,这种模式自
宗教改革以后就不再适用了。20在现代抽象社会中,程序技术为伦理实践提供了可以自
主运动的空间,而后者又构成了前者运作的一个必要环节。其次,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
运作中,伦理实践并非唯一的社会整合力量,规范化的努力同样存在,这特别突出地体
现在合法性和政治教育问题上。在这里,卢梭的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从马基雅维利经霍布斯到卢梭的政治哲学进程,折射了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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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起因的时候曾经指出,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存在着广
泛的连续性,大革命只是在继续旧制度时期已经开始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托克维尔1
992)。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需要一场革命来进一步完成这一过程呢?答案是在两个
关键的环节上,君主和大贵族已经构成了国家理性化的障碍:效率和合法性。就效率而
言,君主和大贵族作为整个国家治理体制的权威载体,仍然容易使权力流于随意性,而
只有通过“清洗”它们,才能建立一个治理效率更高的政治体制。不过,尽管效率问题
是触发革命的重要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这主要是通过财政问题表现出来的),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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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问题仍在实际上成为推动大革命进程更为重要的因素。
法国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革命,其突出特点就体现在少数以立法者面目出现的知识
分子生产的观念体系与对广泛大众的社会动员。二者之间的结合构成了一种与大革命之
前的神圣君主制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
从政治表象(politicalrepresentation)的角度来看,合法性和神圣性是两个缠
绕在一起的主线。深受现代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的人们,往往容易把他们习惯的“合法性
”认定方式移植到“旧制度”的时代。实际上,在“旧制度”中,君主从来没有经常性
地面对现代政府所面临的那种“合法性”问题,即需要借助一套抽象的话语来辩护或批
驳一种制度或行动者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旧制度”的政治主要仍是一种神圣政
治,它的合法性是通过某种神圣性来实现的。尽管君主在某些方面(如即位的资格)仍
然有被置疑的可能性,但这种置疑并不是基于一种话语体系或合法性的授予,而是建立
在某种无限的神圣等级制基础上的神圣君主制。在“旧制度”中,君主成为政治世界的
核心,既是某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的焦点,也是权力的辐射分布的焦点。无论在可见的
仪式中,还是在不可见的法律关系中,这个焦点都是由君主的身体占据的(Kantorowit
z1957)。在神圣政治中,重要的不是言说的话语(尽管君主从未放弃用话语来证明自
身的存在及权威),重要的是展现君主身体形象的仪式。这种充满象征色彩的政治仪式
,使君主得以成为全民眼睛的焦点,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世界的示范中心(exemplarcen
tre),图尔敏曾机智地称之为是一种“行星式的社会模式”,君主就是其中光芒普照的
太阳(Toulmin1990:133)。吉尔茨在描述巴厘岛的“剧场国家”(thetheatre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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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nies)的典型场景:“巨大的仪式、丰盛的宴席、寺庙供奉、朝觐,以及血淋淋的
牺牲,调动了成千上万的人,耗费了大量财富,这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