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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抽象社会(9)

2014-12-22 02:10
，需要更多的军队和军事活动，从而对财政提出更高的要求，最终陷入一场可能导致国
家破产的恶性循环。避免这一恶性循环，有两个“出路”，一是作为国家可榨取的资源
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发展，要超过国家榨取资源的速度，至少二者要相当；其次，我们
不能将“人性”视为固定不变的“人类学普遍项”，由不满到暴力骚乱的可能性是与社
会整合程度密切相关的。而近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要驯化它的人口，培养“
驯顺的身体”，但这一目标更多不是通过国家的直接努力实现，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
及整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告诉我们，贸易才是培养“驯顺的身体”最重要的机
制。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良性循环中，关键环节不仅仅是在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本身（这
方面固然重要），更在于在“社会”领域中发生的文明化进程。当人们有效地控制了不
羁的激情，使身体变得更为驯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就不仅产生了更守
纪律的国民，还带来了更守纪律的“君主”。这样，所谓理性化，才找到了更为广泛而
坚实的基础。
　　3．国家与城市：从治理术到市民社会的发育
　　不过，我们对孟德斯鸠的命题的讨论，容易产生一个误解，似乎一个绅士社会是一
个支配更严厉，自由更少的社会。或者正如吉尔茨（C.Geertz）在评论福柯的权力分析
时所说的，这是一个“颠倒过来的辉格党的历史”，是一个无论外在压迫，还是内在压
抑，都不断加深的历史。
　　不过，实际的历史进程不仅复杂得多，而且似乎证明了，在西欧现代性的发展过程
中，支配关系与自由的空间似乎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同时增长，这一点恰恰为许多从单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面理解抽象社会的学者所忽视。
　　回到蒂利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与国家治理术的发展之间的关
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蒂利指出，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国家系统与城市系统
之间处于一种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在早期，城市系统控制了资本的集中与积累，而国
家系统则掌握了军队这种强制力量。但无论是财政借贷，还是军队组织，国家都需要通
过与相对独立的城市在各种自封建时代以来逐渐发展的契约的限制下打交道。尽管自15
00年以后，随着城市数目的增加和国家数目的减少，以及国家的领土化（territoriali
zation）趋势，国家对城市的控制日趋强化，但国家始终需要与城市的资本家以及其它
一些社会力量讨价还价，以便后者能够向国家提供税收、人力以及其它战争必需品。但
反过来，国家必须提供各种年金、为穷人提供帮助，进行公共教育和城市规划等（Till
y1994,Schilling1992）。也就是说，“资本化强制”的形成过程要求在国家的基础
权力（infrastrcturepower）与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power）之间建立了一个有
效的平衡（Mann1994），而这里面关键的环节正是治理术的发展。我们不能将这种治理
技术等同于国家专制权力的强化过程，相反，它意味着国家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占据优
势地位，就必须通过改善自身的治理程度，增进政府管理的文明化程度，从而强化自身
在财政与军事方面的基础权力，而这些基础权力正来自于国家与城市之间复杂的讨价还
价关系。不过，由于蒂利在分析西欧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强调这一过程的暴力色彩，以
反拨以往的规范理论。这样的做法似乎忽视了，城市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仅意味着
（政治、经济方面的）财政关系，还意味着（法律上的）宪制关系。
　　正是在这里，我们回到了第1节探讨的“马基雅维利革命”所引发的问题。“马基雅
维利”革命真的意味着治理理性彻底取代了共和观念吗？事实上，福柯本人就否认这一
点，他指出，我们不能在不考虑主权的情况下考察治理问题。恰恰相反，现代社会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