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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抽象社会(4)

2014-12-22 02:10
ernvariables）理论，通过系统媒介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制度和价值两个层
面上解释了“抽象社会”的诸多侧面。在帕森斯眼中，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正在于社会
成员和许多不认识的他人发生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下，许多一般化的媒介就成为现代社
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构件。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较“发达的”（也就是较分化的）系统可
以获得了更高的调适能力，而这些一般化的媒介正体现了这些系统较高的调适能力。随
着系统调适能力的逐渐提高，价值模式逐渐趋于一般化。帕森斯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就
是这样一种将源于禁欲新教教派的普遍主义与积极的行动主义结合起来的价值模式，它
使美国社会具有典型的“联合性”（associational）的特征。而正是这样的价值观，解
决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整合问题（Parsons1966,1971,1991）。
　　不过，帕森斯将这种普遍化的价值看作是一种媒介的做法，又恰恰潜在地迎合了将
普遍化价值看作一种抽象机制的做法。这样，帕森斯实际上同时接受了有关抽象社会争
论双方的观点。7帕森斯论述的关键缺陷在于，当他将价值的抽象性与制度的抽象性通过
媒介概念联系在一起时，他似乎并没有解决争论双方的问题，反而同时陷入了双方的困
境。“规范内化模式”在将每个社会成员变成遵守的规范的社会“器官”的同时，使他
能够更好地履行“螺丝钉”的功能。
　　因此，从帕森斯的理论来看，社会理论似乎仍然难以解决抽象社会的问题。在某种
程度上，对抽象社会始终难以获得充分的理解，倒象是社会理论本身贫困的一个征兆。
是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社会学家理解自身处境的艰难努力的一部分。
　　3．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
　　要真正回答当年困扰亚当·斯密和涂尔干的问题，就要弄清构成现代“抽象社会”
的程序技术和价值观念究竟以何种方式发生关系。而“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正试图在
继承保守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同时，来解决这一难题。
　　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经典研究，在临近尾声时达到了一种戏剧性的顶点。韦伯
以一种悲悯的语气预言了现代社会的前景，“…完全可以，而且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
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
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韦伯1987：143）。如果不仔细分辨，我们几
乎会以为这是一位当代学者对社会的诊断，技术专家与消费主义并肩而行，历史与对历
史的思考都走到了尽头。在韦伯之后，无论施米特这样的保守主义者8，还是以法兰克福
学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都将韦伯的这段话看作是他关于理性化论述的象征，现代西
方的理性化在带给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文明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受钳制的，无法约
束的庞大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扩张；这种工具理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将我们的
时代变成了一个在没有灵魂的技术支配与毫无心肝的享乐主义之间摇摆的“贫乏的时代
”；最终这种扩张将不可避免地将西方社会带向崩溃的边缘。9
　　工具理性扩张的命题，迅速在社会理论界与公共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基础
上，针对整个启蒙理性与现代性，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的批判版本，但大抵上这些理论都
认为：
　　（1）现代社会的抽象性体现在各种工具理性的扩张上，这种工具理性的发展肇始
于各种程序技术在现代社会的盛行，作为代表的是理性逐利的资本主义企业，由程序方
法论来保证的现代科学，具有刻板的规章制度和事本主义的科层制。
　　（2）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或至少伴随了价值理性的衰微。在这方面，保守主义
与激进主义各执一词，但都强调工具理性在摧毁了旧的宗教信仰的整合力量之后，并没
有建立可资替代的新的观念资源。即使资本主义创生阶段一度存在的所谓“资本主义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