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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抽象社会(5)

2014-12-22 02:10
神”，也正如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在资本主义自身力量的作用下，趋于衰败（贝尔198
9）。
　　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认为“抽象社会”的三个特点，实际上
是现代社会的三种典型的病态或者危机。他们将程序性理解为技术化（例如Schmitt19
93），观念性理解为唯智主义，而非人格化则理解为异化或物化（例如卢卡奇1992）。
大体上说，在这些批判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变体。一种可以称为“
工具理性扩张”的技术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工具理性已经完
全脱离了和价值理性的关联，现代社会的各种程序技术的发育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
趋于技术化。另一种变体则可以称为是“工具理性扩张”的精神论，这些学者承认现代
社会的各种程序技术在运作时离不开各种抽象观念或价值，但他们认为这些观念或价值
本身同样具有“工具化”的趋势，这种观点特别体现在诸如科学理性的兴起与唯智主义
的蔓延等论题中。因此，抽象社会的“工具化”本身就是程序技术与价值理性的合流，
工具理性不仅使我们的生活技术化，而且这种技术化还成为席卷一切的“时代精神”。
在这些学者带有浓厚黑格尔色彩的论述中，对“工具理性扩张”的分析更多不是从制度
运转机制的角度着手，而是从某种总体性的途径出发。甚至在有些学者的笔下，工具理
性的扩张成为时代的绝对精神，只不过是一种比较黯淡的精神罢了。
　　但无论是工具理性的技术论还是精神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工具理性扩张的命题，
我们发现这些论述能否成立实际上取决于：
　　（1）考虑到社会分化的问题，那么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并行发展的程序技术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是否可以直接理解为是一个相互助长的、和谐的总体趋势，是否无视现实中各种程序技
术之间的相互制衡，甚至相互冲突。事实上，分析工具理性问题的学者很少正面谈论这
个问题，这一点在“工具理性扩张”的精神论中尤为突出。
　　（2）许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扩展的前提条件就是，工具理性摆脱了
价值理性的基础或背景才能发挥作用，但事实是否如此？现代社会的程序技术是否与价
值理性完全脱离了联系？程序技术是否能够摆脱价值理性来发挥作用？是否现代社会的
工具理性的发展只不过是摆脱了旧的价值理性，而建立了新的价值理性，或者在所谓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关系。
　　因此，我们对“抽象社会”问题的研究，就是要试图通过观念史和社会史的双重分
析来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

抽象社会中的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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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卢曼，还是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社会的政治系统时，都将“政治”看作是一
种系统整合的方式10，其突出特点就是与价值理性日益脱离。11事实上，这两位学者都
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政治的非政治化”的观点，只不过一位学者竭力用现代社会的复杂
性及其特殊的化减机制来为政治系统的这一特点进行辩护，而另一位学者在勉强承认这
种辩护的同时，另外诉诸属于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来制约这种趋于技术化的政治。
这种将政治系统等同于国家机器的做法，与法国结构主义一度产生的问题没有什么两样
，都忽视了葛兰西反复强调的国家的市民社会基础的重要意义（1992：第395页以下论“
国家与市民社会”）。事实上，从近代国家的发展来看，无论国家统治技术的发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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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观念的更迭，还是包括科层制在内的政权建设过程，都涉及了治理理性与市民社会，
统治权力与基础权力，政府治理与自我治理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1．国家理性与生活纪律
　　现代国家中治理技术的兴起，是面对所谓“17世纪的总危机”（Thegeneralc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