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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抽象社会(6)

2014-12-22 02:10
isofthe17thCentury，H.Trevor-Roper语）逐渐采取的理性化步骤。17世纪早期，
在欧洲出现的广泛危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此期
间，自中世纪盛期（HighMiddleAge）以降逐渐发展的西欧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所谓
“文艺复兴的现代性”（themodernityoftheRenaissance），逐渐为一种理性主义
的现代性所代替。这种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放弃了怀疑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精神，开始
寻求一种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政治”（thepoliticsofcertainty，Toulmin1990）。

　　这种“确定性的政治”寻求建设一个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管理的国家。用福柯的话
说，在新的理性国家中，权力的形象将不再是针对死亡的，充满了随意性的暴虐权力，
而是一种小心谨慎、细致入微地管理生命的权力（Foucault1979：第5部分）。在国家
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国
家理性（reasonofstate）学说和各种治理术的发展上。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无论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治神学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共和思
想（civicrepublicanism），政治理论关心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建构一个体现正义和善
的政府（Pocock1975，Muller1993：39ff）。政治理论，作为一种最尊贵的学科，提
供的是有关共和的艺术（artofrepublic），而共和意味着一种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
自由与为公共的善服务的德性结合起来的努力。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学说将社
会的整合与政府的正义性以及公共的善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被视为现代政治理论先驱
的马基雅维利仍然坚定地捍卫政治学的这一根本特征（Viroli1992）。但他在《君主论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中的论述还是引发了某种列奥·斯特劳斯所谓“马基雅维利的革命”（Strauss1989
:88）。这种“革命”就体现在《君主论》通过对当时盛行的人文主义观念的批评，第一
次试图不再只从一种规范的立场出发思考政治问题，而是从所谓现实的人出发，解决治
国术（statecraft）的问题。通过探讨现实的政治生活，从一种政治的修辞学转变为一
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观，以处理世俗历史中的偶变因素（Pocock1975）。不过，马基雅维
利仍然希望在传统的共和艺术的政治理论中兼容治国艺术的观念，而并不是将政治等同
于国家问题，因此，他的思想仍属于公民哲学的共和观念（Viroli1992：第3章）。但
继马基雅维利之后，许多撰写“王公之鉴”的学者开始抛开共和问题来探讨治国术的问
题，随着“国家理性”学说占据了整个政治观念的舞台，治理术与国家理性的问题开始
逐渐脱离了与带有规范色彩的政治理论的关联，并将“治理”问题从马基雅维利那里的
国家和“君主”引申到“元首、皇帝、国王、君主、贵族、长官、教士、法官及类似的
人”，而且治理问题也不再局限于战争问题与国家问题，而是囊括了从家庭、儿童到宗
教秩序的诸多方面，正是随着治理问题摆脱了共和观念，甚至主权观念的限制，所谓“
马基雅维利的革命”才算是彻底完成了（福柯1998）。
　　不过，这次“马基雅维利的革命”真象列奥·斯特劳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从此将政
治问题变成一种技术问题吗？德国历史学家奥伊斯特莱赫有关新斯多噶派与早期现代国
家形成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述（Oestreich1982）。
　　奥伊斯特莱赫指出，在荷兰等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新斯多噶派的复兴发挥了非
常关键的作用。面对由宗教战争等因素带来的“总危机”，欧洲传统的国家体系以及旧
的社会整合方式已经趋于崩溃，重建权威和秩序成了当务之急。在这一过程中，绝对主
义国家这种现代国家形式逐渐脱颖而出。但如果说，传统的封建国家体系和法团国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