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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抽象社会(7)

2014-12-22 02:10
系借助教会宗教和封建法律完成了社会整合和利益分配，那么在宗教战争带来的社会分
裂之后，绝对主义国家却很难再依靠这样的制度化宗教来提供共享规范式的社会整合方
式，这一点在荷兰这样新教与天主教共处的国家中尤其明显。而荷兰的“律师/学者”们
借助新斯多噶派的复兴运动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奥伊斯特莱赫指出，这种新
斯多噶派在荷兰的广泛影响，形塑了一种新的“政治人”的形象。新斯多噶派在强调实
力和军队对于增长国家的权力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要求人们的自律，扩大对统治者的义
务，对军队、官员乃至整个社会进行教育，从而建立一种适应新的工作、生活，保证人
们的服从和义务感的社会纪律。而在这一过程中，来自罗马社会的德行和义务的学说为
这种新的国家理性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奥伊斯特莱赫看来，如果说“‘国家理性’的现
代现象，将更高程度的理性和热情带入了政治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斯多噶派关
于理性的力量与人应该积极生活的要求的教诲的产物”（Oestreich1982：70）。
　　韦伯在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有择亲合关系时，曾从生活秩序（lifeord
ers）的问题入手发掘带有伦理色彩的个性塑造的关键意义（Hennis1988）。针对早期
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奥伊斯特莱赫的研究可以说同样提供了一个韦伯式的命题。国家
治理技术的发育，并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简单扩张，而是与一种新的“政治人”的
塑造，一种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荷兰军队的组织和士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这种
与新的国家理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纪律。这种纪律正象深受新教伦理影响的企业家面对
的纪律一样，重新安排了人们的生活秩序。用福柯的话来说，一种治理术，实际上是将
一种权力技术与一种自我技术联系在一起。没有建立在特定的伦理基础上的自我技术，
这种表面上看来是单纯的程序技术的治理术，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2．政治、经济与绅士社会：孟德斯鸠命题
　　从绝对主义国家到民族国家，国家治理技术的发展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将传统的所
谓“家政”（economy）转变为政治管理的“经济”，并通过“治安”（police）的努力
促成了所谓“社会”的兴起（福柯1998）。这一过程展现了现代抽象社会中不同领域采
用的程序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
　　蒂利指出，在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战争这种所谓“有组织的犯罪”是一个
核心环节，而战争的关键则是要在财政方面的资源榨取与军备方面的军队建设之间建立
良性的循环，这就意味着要在强制的集中和积累与资本的集中和积累之间最终能够建立
某种直接的联系，即通过所谓“资本化强制”（capitalizedcoercion），成功地实现
军事武装与财政机制的内在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列强林立的西欧政治舞台上生存下来
并得以发展（Tilly1992）。那么在蒂利所谓的“资本化强制”过程中涉及了哪些隐含
的社会整合过程呢？
　　我们注意到自重商主义始，国家开始日益关注对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管理。
从表面上看，国家对于贸易的治理，似乎完全超出了传统的政治学，属于国家理性和治
理理性的范畴。这样做可能进一步将政治问题技术化，并有将政治理性化与经济理性化
合流的趋势。但实际上，故事并不是这样简单。18世纪许多杰出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
学家认为贸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他们看来，贸易的发展一方面限制了国
家的任意权力的膨胀，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国家的理性化，而国家的理性化，则有助于贸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易的发展。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贸易实际上是公民共和观念的一种新的实现方式和保
障。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论述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观念。在讨论贸易、法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