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侵权行为法的百年历史及其在新世纪的发展(4)
2016-03-01 01:01
导读：（四）清代侵权行为法的特点和最具先进性的制度 经过几千年的法律文化积淀，中国古代侵权行为法的精华集中在清代的侵权行为法之中。作为中华法系
（四）清代侵权行为法的特点和最具先进性的制度
经过几千年的法律文化积淀，中国古代侵权行为法的精华集中在清代的侵权行为法之中。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清代的侵权行为法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虽诸法合体但自身体系完整。清代侵权行为法的具体规定固然较为零散，但它有一个完整而相对独立的体系。中国古代法律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但纵观历朝历代的法律，各自都包含着自己的侵权行为法，而且这种侵权法的体系相当稳定。清代的法律也是这样。其侵权行为法规范的表现形式，一是以独立的法律条文出现，二是以“杂揉”的形式出现的，即在一个条文中，一部分是刑事法律规范，一部分是侵权行为法规范，侵权行为法规范夹杂在刑法规范之中。
第二，各项责任制度周到而严密。在清代古代侵权行为法中，共有15种具体的基本责任制度，这些制度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民事权利保护体系，发挥着侵权行为法的全部功能，无论是从其责任制度的自身体系看，还是从保护的民事权利看，都是相当严密而完备的。
第三，侵权损害赔偿的性质以补偿损失为主。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在历史上经历了夸大其惩罚性到夸大其补偿性的演化过程。中国古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的侵权损害赔偿，其基本性质是填补损害，已经完全禁尽了同态复仇等单纯的报复主义，无论是对人身损害，还是对财产损害，都是以财产赔偿的方式承担民事责任（当然还包括一些刑事制裁），这体现了侵权损害赔偿的补充损害的性质。
第四，侵权责任构成的要求比较严格。中国古代侵权行为法规范是“杂揉”在刑事法典的刑法规范之中的，因此，其民事责任构成的要求受刑事责任构成的，是比较严格的，在清代也是这样。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在中国古代侵权行为法的具体制度上，有一些规定极具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先进意义。这是我国古代侵权行为法的精华之所在。下面的这些规定是最重要的题目：
一是，关于损益相抵的原则。损益相抵的原则是近现代侵权行为法和合同法的制度。尽管在有些学者的著述中称在罗马法中就有损益相抵的规定，但是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至德国普通法时期，才有损益相抵的规定。在我国古代的法律中，早就有损益相抵规定，且规定得更为明确。从《唐律》开始，就规定了“偿所减价”制度，清代继续坚持这种制度。“偿所减价”，是指原物受损之后，以其物的全价扣除所残存价值之差额，作为赔偿数额，适用的范围是牛马等畜产遭受损害的赔偿。这种制度所体现的就是损益相抵的原则。由此可以相信，关于损益相低的赔偿原则，中国的规定决不比外国晚。中国古代侵权行为法的这一制度，具有世界领先的水平。
二是，关于相当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又称为适当条件说，是确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的一种理论，是奥地利刑法学家格拉塞(Glaser)于1858年创设的。该学说以为，造成损害的所有条件都具有同等价值，由于缺少任何一个条件，损害都不会发生，因此，各种条件都是法律上的原因。[1]所谓适当条件，即为发生该结果所不可缺之条件，不同于特定情形偶然的引起损害，而且是一般发生同种结果之有利条件。假如某项事实仅于现实情形发生该项结果，还不足以判定有因果关系必须在通常情形，依社会一般见解亦以为有发生该项结果之可能性，始得以为有因果关系。如因伤后受风以致死亡，则在通常情形，依一般社会经验，以为有此可能性，因此应以为其伤害与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2]《清律·刑律·斗殴》“保辜”条规定：“凡保辜者，（先验伤之轻重，或手足，或他物，或金刃，各明白立限。）责令犯人（保辜）医治。辜限内，皆须因（原殴之）伤死者，（如打人头伤，风从头疮而进，因风致死之类。）以斗殴杀人论。其中“打人头伤，风从头伤而进，因风致死”，即为有相当因果关系。“别因他故死者，打人头伤，不因头伤得风，别因他病而死者，”不以为有因果关系，只按殴伤治罪。这是典型的相当因果关系的。可见，中国古代对相当因果关系的应用，远比外国为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