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治理题目(10)
2014-10-11 01:31
导读：科学和技术有着重大差别。对此，学术界本来熟悉是很清楚的。但是，由于我国一直将科学与技术连称，进而把技术本身当作科学，模糊了二者的不同。这
科学和技术有着重大差别。对此，学术界本来熟悉是很清楚的。但是，由于我国一直将科学与技术连称，进而把技术本身当作科学，模糊了二者的不同。这一偏差反映在治理学上，就是过分夸大治理学的实用性，把治理学当作“纯技术”，对治理学的停留在“工具理性”水平上，程度不同地忽视治理学的价值取向，致使治理学的学理建设和实用方法产生脱节，缺乏富有思想的理论思维，只是侧重于在中国文化背景和西方现代治理技术之间进行“嫁接”，始终不能跳出“中体西用”的框架。其后果，就是使中国的治理学成为没有“科学”、只有“技术”的学科，严重妨碍了中国治理学的纵深发展。
专业化不即是技术专家化。作为专业化，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工模式。治理是专业，而这种专业与技术性专业有着很大不同。作为技术专家，特别是作为创业者、发明者的技术专家，在创业期间往往具有重大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组织的成长，企业的治理活动中技术性要求会逐渐退隐，而社会性要求会逐渐凸现。法约尔在夸大治理是一门专业的同时，夸大了越往高层的治理者对技术性能力的要求越低。葛雷纳在研究组织演变和改革时也夸大，企业创业期的个人风格式创新能力，到组织发展的规范期就会变成成长的阻力。过于夸大技术专家型的治理，会对治理学的深化造成重大消极影响。我国治理学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一般都比较夸大技术模式和数理方法的运用，治理工程在整体治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思辨式的研究则十分薄弱，特别是治理的社会性研究极少。治理学与经济学以及数学方法结合的比较紧密，而与
社会学、
心理学以及文化研究的结合则十分疏松。这正是实践领域的技术专家化所造成的理论效应。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任何治理学，都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为其思想条件。尽管我们已经熟悉到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但我们的哲学假如依然停留在“一分为二”、“斗争哲学”的水平上，治理学就难以健康发展。索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作为波普尔的自得门生，他的爱好在哲学。尽管在90年代的亚洲危机中他搅得很多国家心神不安，谈“索”色变，但他声称自己不过是把哲学思想在金融领域里小试牛刀而已。由此看来，精神和物质的辩证法真应该好好重新思考。笔者以为，什么时候中国治理学界真正形成自己的治理哲学，治理学的理论建设才能真正起步。
2.培育自己的经理
一直只有官僚，没有经理。早在晚清，官僚办洋务，把官场习气渗透到了商场。至今，治理职员是“干部”而不是“经理”，“官本位”的巨大。由于缺乏经理人才，中国的治理，一直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经营，必须先学会做官。而学会做官，则必然排斥经营。清末御史俾寿在谈到他的同寅时说：“中国人民乐于做官，憎于经商，以做官有权利之无穷，行商多剥夺之顾忌也。”“中国商无利则已，有则必回官办，固有力者不敢轻动其资财，无力者不敢妄用其聪明，黠者因人成事，倚为护符，皆不肯自立一业，自成一枝，于是聚千百万冗员，咸以官为谋食之薮，以其身荣而利厚也。”而官商一体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呢？俾寿说道：“不谙治略，威福自居，势力相尚，欲取压力而以抑制行其私，欲托公道而以情面隳其志，坐食俸禄，优游燕乐，追逐利途，尽不知耻，得之则喜，失之则谤，大员束手无策，小臣阿附取容，仅以成效昭著一语，美其观听，不知将谁欺乎！”“惟知迎合敷衍，外似讲求，内实粉饰。”鲁迅曾对这种“做戏的虚无党”深恶痛尽。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中国的制度，有着培育经理人才的先天不足。由于中国的教育一直处于“育人”与“育才”的矛盾中，而且“育才”压倒了“育人”，致使中国培养的新一代治理者尽管可能具有专门知识，却缺乏相应素质。中国教育一直夸大“人才”而忽视“人”，夸大“成器”而忽视“为人”。在古代是成“大器”，在现当代是培养“螺丝钉”。这一弊端，早就有人着力纠正。陶行知就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但是，先哲的努力，一直收效甚微。因此，我们的教育，不是教人学会自信与自尊，而是教人学会自卑与他尊。家长看子成“龙”，以同成“虫”相区别；经典教人做“人上人”，以同“人下人”相区别；老师让我们做“好学生”，以同“差生”相区别；就连也教我们不惜伤残拿金牌为国争光，以同为国争不了光的但却身体健康的普通大众相区别。在这种体制下培养的未来经理，可能会把握数理、博弈论甚至更高深的学识技术，但是，却没有建立起必备的信念、品格和伦理规范。这种教育的失调，会在将来的治理中孕育出更麻烦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