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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的治理题目(13)

2014-10-11 01:31
导读:我国的国企,由于政治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一直没有形成严格的福特主义治理模式,组织涣散,效率低下,权责关系不明等题目随处可见。而在高


我国的国企,由于政治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一直没有形成严格的福特主义治理模式,组织涣散,效率低下,权责关系不明等题目随处可见。而在高新技术领域,我们又人为排斥后福特主义模式。特别是在政府意志支配下、违反经济活动的“某某一条街”,力求整洁划一和正规化的“某某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又压抑甚至抹杀了创新经营的活力。

三、创建中国的治理学

1.从经验走向科学

从经验走向科学,是创建治理学的必经阶段。在美国,表现为泰罗主义的兴起。西方治理学的发展,在泰罗阶段主要表现为离别经验治理模式,以科学取代经验,经过经济高速发展,在社会的不断陶冶下,泰罗主义表现出了相应的局限。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戴尔、杜拉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兴起,治理学又开始重新向经验寻找理论支持。经验学派对经验的重视,并不是简单地向经验复回,而是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后的螺旋式上升发展。

在我国的情况则不同,由于没有经过泰罗式的洗礼,治理行为长期建立在经验模式的前泰罗形态基础上,因此,治理学的研究尽管在方法层次上有可能超出泰罗层次,但在学理层次上却不能超出泰罗层次。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治理学著作,也以大量篇幅进行经验性描述。在治理的实际操纵领域,表现为对杜拉克的理解偏差和推崇;在治理的学理研究领域,表现为对法约尔体系的过度模仿。

中国治理学界对杜拉克在理解上操纵着比较大的偏差,特别是对杜拉克的目标治理方法更是如此。目标治理在西方的兴起,是在西方化国家经过了长期的科学治理洗礼,专业化的经理阶层早已形成并在社会中逐渐成为中坚气力,劳动者素质有了长足的进步等条件下出现的。因此,杜拉克特别夸大组织协调,以为目标治理最主要的作用,表现在对治理工作的协调上。杜拉克在经验层次上熟悉到:协调比分工更为困难,一体化比差异化更为复杂。在现代企业中,存在着三种“歧向气力”,即专业分工的差异、等级的差异和想象力的差异。其中每种“歧向气力”都潜伏着使组织内部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目标治理能够有效地把治理职员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总目标联系起来,以避免发生上述矛盾和冲突。目标治理的实质,是员工参与治理和自我治理,它能导致和促进治理者、生产者自控能力的发展。传统治理学派主要以工作为中心,往往忽视人的主动和能动作用;行为科学往往过于夸大人,易于忽视人与工作的结合。目标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把以工作为中心的治理方法同以人为中心的治理方法同一起来,使职工既了解工作的意义,又把握个人的成就方向,既夸大工作成果,又重视人的发展,这正是目标治理的特点所在。所以,目标治理不能盲目推行。假如没有科学治理的基础,没有高水平、高素质的治理者和劳动者,采取目标治理方法就很有可能使其变质,造成不管式的或自由放任式的无治理状态。而中国的目标治理,往往忽视了其协调一面,过分夸大其自控一面,使得目标治理在中国成为上级领导放弃或推卸自己治理责任的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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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约尔体系之所以在得到广泛认同,一个重要因素是法约尔所特有的常识性和经验性。对于法约尔这种学理上的不足,西蒙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组织行为的角度出发,西蒙对古典治理理论,特别是对治理过程学派的“原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西蒙以为:“流行的治理原则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它们像谚语那样,总是成对出现。无论是对哪个原则来说,我们差未几都能找到一个看来同样有道理、同样可接受的对立原则。固然这些成对的原则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工作建议,可是,治理理论却根本不顾这个,根本不谈对立原则中究竟哪个适用。”[15]并且,西蒙还逐个批判了一些常见的原则,如专业化原则、命令同一原则、治理幅度原则、部分分工原则等等。我国的管在过程中,并没有对西蒙的这种批评予以必要的重视,恰恰相反,我们所重视的,正是西蒙所批评的“谚语”部分。现行的国内各种治理学教材,多数都以法约尔(或孔茨)的基本框架作为自己描述模式,比较看重法约尔的经验型原则,而法约尔对治理题目较为深邃和富有洞察力的学理分析,则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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