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治理题目(6)
2014-10-11 01:31
导读：等级观念和权力崇拜，必然走向救世主意识。我们一直在高唱《东方红》和《国际歌》，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等级观念和权力崇拜，必然走向救世主意识。我们一直在高唱《东方红》和《国际歌》，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不可调和性。改革以来，这种救世主意识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强化。很多人把治理的希看寄托在能人上面，而不是寄托在把握治理学知识的普通人上面。在中国，能人治理具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巨大的政府支持。1995年，骗子牟其中要到辽宁台安县考察项目，全县五大班子忙碌预备迎接。一名当地干部说，从1949年解放军进城到现在，全县人民还没有这么期盼过。秦池在中心电视台一掷三亿再夺标王后，临朐县委不以为疯，反以为荣，号召全县民众“三学”：一学邯钢治理，二学张家港精神，三学秦池胆略。至今在媒体上到处可以看到起用一个能人救活一个工厂之类的报道，理论界也在对新权威主义津津乐道，而惟独忘记了治理学是在否定“只有天秀士物才能胜任治理”的条件下诞生的。泰罗深信的“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在老的人事治理体制下的）都不能和一批经过适当组织因而能有效地协作的普通人们往竞一日之短长”[9]，不仅没有得到民间的认同，而且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同，甚至也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随便翻看一些所谓的治理学著作就会发现，大多数著作对治理者必备素质的规定都几乎高不可攀，近于十全十美的圣贤境界。假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真由这种所谓的“学术”来指导，我们只好把治理现代化的希看放在“几百年出一个”的圣人身上。
口号就是治理，规模就是治理，权力就是治理，把什么都纳进治理之中，惟独没有科学和***。但是，作为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府，为了取得治理社会的正当性，必须坚持科学和***这两面大旗。于是，对于科学和***就有了很多适应当局的误解。例如，科学被误解为技术（严格来说，只有技术是生产力，科学并不直接构成生产力），***被误解为为民作主（严格来说，***不是寻找“青天大老爷”式的代表，而是由民众意志产生代表），中国治理学在转轨时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3.单位文化的副作用
中国的“单位”文化，是中国治理必须重视的题目。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单位”的解体，现代化的治理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中国独占的围墙、门卫、内外有别，以至出进下车，进门登记，都在不断提醒人们，不管它是麻雀还是大鹏，都毫无例外的“五脏俱全”。单位成为人们身份的寄托。甚至国家图书馆也能够公然向社会宣告：“中学生、无单位者和宠物不得进内”，堂而皇之地把无单位者同阿猫阿狗并列，可以说是单位文化的形象表现。致使有的学究忿忿然***道：当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读书时是哪个单位的？
中国的单位，是公有制的表现形式。当代的学家，一般都能指出公有制造成的产权不明晰。但究实在质，这种公有制的恶果，不仅仅是产权不明晰题目，而是造成了权力与责任的分离。单位成员极少有责任约束，“大家拿”、“拿大家”，普遍存在的“公地现象”，成为内部瓦解公有制的腐蚀剂。
在中国的单位里，经常可以见到对不称职务称同道的称赞。究实在质，就是职务只体现权力而不体现责任。从学理上，提倡不称“职务”，只会鼓励职务的特权化，甚至鼓励渎职。这一现象无非就是告诉你，职务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是一种待遇，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假如熟悉到职务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就不会有这种怪事。
从治理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组织，不管其组织目标设置得多么堂而皇之，其首要目标都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目标是组织的第一位目标。在外向型的组织中，自身的生存发展建立在适应外界、适应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的单位制是一种内向型组织，其自身的生存发展建立在改造外界、强迫外界适应自己的基础上。因此，单位的能量，几乎尽数用在内部，造成了普遍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单位使人的能量和劳动消磨在无用的对组织的自身满足中，填写那种基本不起什么作用的各种表格就是一例。河南一个村要买一台变压器，20年没有解决，1998年市委成立了“应急中心”，市委书记20分钟就解决了题目。媒体对此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题目：为什么20分钟能解决的事情，非要拖20年不可？在中国的这种单位制下面，即使不劣根文化造成的非正常内耗，仅仅这种组织生存发展所需的正常内耗，就使单位处于极大负荷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