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治理题目(5)
2014-10-11 01:31
导读：精神的伟大作用，始终是中国治理中绕不过往的题目。在过往，精神作用演化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现代神话。现在，依然有不少人迷恋于中
精神的伟大作用，始终是中国治理中绕不过往的题目。在过往，精神作用演化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现代神话。现在，依然有不少人迷恋于中国人的精神威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政策推动下，官方和民间，都有相当一批人寄希看于用某种精神作为推进现代化的动力。这种精神可以是奥运精神、说“不”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也可以是抗洪精神、新儒学精神。我们不否认精神的作用，但假如把这种作用过于夸大，只会造成悲剧。况且，有些精神是不是符合现代化的方向尚大有疑问。例如，奥运的精神旨在健体，而所谓的“更高、更快、更强”，以不惜伤残为代价获取金牌，本身就背离了宗旨，用来指导现代化会把我们引向何方？说“不”的精神同老大帝国观念有多大差别？爱国主义假如失往理性，与义和团式的愚昧有何区分？1998年的抗洪精神实际不是新鲜事，早在三大战争、大庆会战中就出现过，从历史上看，这种精神更多的是用来动员群众而不是有序建设。对精神追求的庸俗化和片面化，终极恶果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在夸大观念更新的浪潮中，全国最权威的大报在头版报道《何阳卖点子赚钱40万》，而所谓的“点子大王”何阳，揭穿了不过是骗子一个。精神文明建设的蓬勃开展和骗子横行的实际现象，似乎有着内在的联系，很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再如为了体现观念领先，夸大反***，正在建造的大楼工地上就树起了“把××大楼建成廉政工程”的牌子，似乎口号就能决定大楼的性质。所有单位办公室几乎都有的各种锦旗、奖状，是中国独占的一道风景线。
长期以来的求大思想，对中国的治理影响极大，而且现在还成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什么都要大，革命时讲大革命、大串连，建设时讲大生产、大跃进、大会战、大甩卖。就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为了“十周年”的门面，在北京搞了“十大建筑”。直到改革以后，这种求大思想不但没有收敛，并且发扬光大。宝钢、三峡工程、二滩水电站、北京西客站，无不是“大”的产物，至于这种“最大”的背后交了多少学费，谁也说不清楚。宝钢上马后，当时就发现了题目，经过两次追踪决策进行重大修正才有所改观[7]，至今有关方面仍然以宝钢“在我们所有钢铁企业中效益最好”来掩饰其决策失误。北京西客站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而最大的水电站二滩要亏损至2009年才罢休。有关方面专门解释二滩的亏损时，依然夸大二滩的建设决策是公道的，以为二滩的题目是地方的小水电争占了电力市场[8]。假如这么大的决策竟然可以不考虑电力市场的竞争因素，能够说决策是公道的吗？在这种求大思想的影响下，就连规模并不大的民营企业，也要显示出自己的大。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在追求大，追求气派，现代治理所需的高效率，不知不觉中被大规模所替换。在效率上不会作文章的治理者，只要“大”，就不仅能掩饰掉自己的无能，而且能显示出自己的水平。结果，亚细亚、巨人团体等一系列为了求大而过度膨胀的企业连续垮台。至今各级政府在解决面对的治理困难时，都在津津乐道“造大船”，“造航空母舰”，夸大“规模效应”，以“大”往返避治理题目。难道把一万个小舢板拼凑到一起就能组装航空母舰吗？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等级观念和救世主意识，至今还是中国治理的主导思想之一。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国家，古代的礼治，实质就是等级区分。特别是官僚体制的等级森严，一直影响到当代。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变革的迟缓，不但未能削弱等级体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等级体系。现实中的治理者，最头痛的困难不是如何工作，而是如何分配（我们将报酬称之为待遇，就明确说明了其等级性）。治理题目，在很多地方是待遇题目而不是或者说很少是效率题目。“院士在住房和医疗待遇上相当于副省级”，而不是着眼于院士的工作，就是这种治理思想的表现之一。
立足于民族文化深层的权力崇拜，是治理现代化的大敌。而且严重阻滞着新型经理阶层的形成。权力即是真理，把握治理的远没有把握权力重要。尽管很多重大决策失误在事后不得不承认错误，但在当时总是对的，而且事后的纠正也是对的，还能更加显示出掌权者“自我完善”的英明伟大来。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即是真理的观念，不仅没有弱化反倒有所强化。致使一些研究治理的学者，不是往迎合大众心理“媚俗”，就是往迎合领导心理“媚上”。治理学研究要走出文化和权力交织的阴影，倍加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