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治理题目(8)
2014-10-11 01:31
导读：4.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困难 中国确当代治理，还有一个重大题目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题目。这一题目在治理中的表现，可以回纳为三个
4.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困难
中国确当代治理，还有一个重大题目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题目。这一题目在治理中的表现，可以回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救世主式的人治模式。二是群众运动的偏差，三是军事化手段在和平年代的遗留和推广。
从我们唱着《东方红》高歌猛进之时，“神人”就主宰着国家的命运。到了经济改革的年代，我们依然沉醉在对“神人”的追求中。80年代到90年代的经营“神人”，实际上是50年代到70年代“神人”时代的逻辑延续。因而使中国的治理很难与理性、规范、信用、成熟接轨。在经济大潮里，同过往在政治大潮里一样，不是立足于正常经营，而是渴看有一个能人来救活一个店，一个厂，一个公司，甚至一个行业。随着能人奇迹的出现，能人要往拯救更多的企业，社会也给予能人更大的期看，能人逐渐成了神人。马胜利一出名，就面向全国搞承包，有了“包一家活一家”的宏伟设计。名头响亮的公司，都有这样的神人，决策靠一个脑袋来思考，企业的资产、负债、利润甚至业务等等只有他一人知道。神人也往往有神来之笔，更加剧了神话。神来之笔如三株团体，其产品的奥秘谁也不清楚。“就像一个黑盒子，进往的东西清楚，出来的东西也清楚，中间怎么变的不清楚。”爱多公司的产品不神但人很神。其老总胡志标就以出奇制胜而著名。他的夫人、公司副总裁林滢说：“胡志标是那种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很多时候，连我也很难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要做什么。”能人或者神人为了加大其能量，往往需要借助背景。南德团体的牟其中，特地组织桥牌赛以邀请到***，为自己增添神人的光彩。政府和企业界的大量神人，构成了中国式治理的又一道风景线。
要当救世主或神人，就必须要有非凡的表现。过往，神人的表现是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现在，神人的表现是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尽管表现的变了，但其思想方式未变。神人和能人往往要造第一。六七十年代是政治第一，***十年代是经济第一。除了政府要创建三峡式的第一工程外，企业也莫不要搞个什么第一。凡是这种第一，运气好的则飞黄腾达，运气不好的则后患无穷，栽就栽在第一上。巨人团体的史玉柱，1992年计划建巨人大厦，起初打算是18层，正式出台就成了38层。有政府领导提出再建高点，于是就到了54层。有消息说广州的“中华第一楼”是63层，为了争得第一，巨人大厦就改为64层。一位中心领导来参观，史玉柱觉得64层犯忌讳，又改为70层。楼层急剧上升，工期也由二年变为六年，预算由两亿变为十二亿，结果陷进困境。南德的牟其中更为辉煌：倒飞机，放俄罗斯卫星，创牟式火锅，投资陕北50亿，建满洲里“国际特区”，炸开喜马拉雅山，要当“中国第一民营企业家”，1993年就提出“三年内进进世界前三”，1997年又提出“2005年进进世界十强”。秦池酒厂在中心电视台争标王，第一年投出6666万，销售上升10倍，创造标王神话，第二年投出3.2亿，创造了破产“疯”话。三株的吴柄新要“年增200%，销售额千亿元，争当中国第一纳税人”。中国的××大王也比较多，即使是卖瓜子的年广久，同两个儿子一分家，仅仅芜湖一地就有了三个经营傻子瓜子的“瓜子大王”。这种“第一”，既掩饰了存在的题目，又阻碍着治理的转型。
近代以来的革命浪潮此伏彼起，而革命必须动员群众，因而，中国有着以精英或政党动员群众的革命传统。这一点，对中国治理有着重大。运动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性而非建设性的，将运动方式用于经济建设，有着极大的副作用。当年的大庆会战，固然在政治上有着重大收效，然而，也留下了不少消极影响。例如，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的“三边”政策，在六七十年代的建设中影响颇广，至今尚有后遗症。运动方式的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带有过多的非理性色彩，而缺乏现代化所需要的规范和理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建设的需要，当局一再夸大：不再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然而，由于我们没有治理的熏陶，治理队伍的尽大多数人对运动方式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所以，经济建设中“运动”不断。甚至包括安全生产、质量控制等常规治理活动，都要靠运动突击的方式来进行。大轰大嗡，加班加点，不仅不被看作治理混乱，而且当作先进典型，当作大力提倡的有效工作方式，就是明显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