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治理题目(4)
2014-10-11 01:31
导读：在信仰题目上，中国人的信仰一直重视现实，缺乏彼岸世界的概念，缺乏终极追求。由于世俗化的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多有实用色彩。这种信仰的实用性，
在信仰题目上，中国人的信仰一直重视现实，缺乏彼岸世界的概念，缺乏终极追求。由于世俗化的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多有实用色彩。这种信仰的实用性，对治理层造成了巨大的文化，治理者的投机行为成功率远远大于诚信行为的成功率，李鬼逼走李逵的现象数不胜数，政界以权谋取胜，商界称“无商不***”，治理缺乏建立信誉机制的文化土壤。
缺乏宗教传统造成的世俗化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6]，使中国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准则。文化心理的差距，对中国的治理有着巨大影响。就在马路边上可见的，如抢道，自己可以抢道而抱怨别人抢道堵塞了；夹塞儿（插队），只要自己占的小便宜哪怕造成***烦也在所不惜；看热闹（鲁迅早就批评过的看客），幸灾乐祸，品头论足，且永远正确；旁若无人的喧哗，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以及对各种不公道现象的麻痹。在西方，对于进步效率有明显作用的大
办公室布局，在中国不但不能进步效率，反而只会造成互相干扰。这些，都对治理化有着极大的副作用。
对于治理者来说，长期的官僚文化和独裁文化熏陶，使欺骗、造假行为成为普遍存在。在独裁官僚体制下，信息的垄断权决定着权力的大小。各层次的治理着，都要想法对信息“留一手”，以保持自己的主动。在权力责任的压力下，普遍存在着对上对下的双向隐瞒或者信息歪曲。形成了官场独占的官话、套话、空话和谎言。所有人用常识就可判定的谎言，如亩产万斤十万斤之类，可以成为流行全国的权威语言而无法纠正。说真话会被淘汰出局，而说谎言则能青云直上。如广东惠州的蔡育民，1991年担任惠州纺织团体总经理，1993年靠买了数万份登有选票的报纸组织员工和学生加班填写，从而登上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榜首，并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1995年申报全国劳模，将产值8000万元写成12亿元，将不到80万元的利税写成7600万元，果然被评为全国劳模。惠州有关部分都知道这是假的，但为了抓典型，出政绩，以及不得罪某些上司，没有人揭穿这一骗局。这种独特的官场文化，构成了中国治理者的又一个文化背景。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对于治理者来说，空泛的集体主义抹杀了个人地位，使责任对象虚拟化。“革命”观念的渗透，使治理行为立足于“斗争”。缺乏真诚的信仰和世俗化利己主义，又使支配治理行为的价值准则发生严重倾斜。官场的形式主义和欺瞒造假，塑造着官僚式的行为习惯。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而且功能极为强大的文化场，几乎每个治理者都要受它的左右，使治理活动严重扭曲，也使对治理行为的评价产生重大偏差。善于欺骗被视为“能人”，精于权术被看作“水平”，能够逃避道德以至的约束就是高明，能够把下属治得服帖服帖就是权威。治理的科学化，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真正要实现则难乎其难。中国管在实践层面向科学化的和在层面向性的追求，受到这种文化背景的强大阻碍。
改革开放使中国进进了文化的转型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断裂，旧制度的***遭到了破坏，新制度的***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文化出现了新旧参差和左右扭曲，新的冲击旧的，旧的改造新的。这既给中国治理学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阻力。从转型时期的消极角度来看，转型所特有的道德崩溃和***，展天盖地的造假和善恶判定的颠倒，使治理者处于重重危险之中。在创建中国治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无论是学术者还是实际操纵者，都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在转型的道德真空中，不道德的行为比道德行为（不论是新道德还是古道德）能获得更大利益，使创建中国治理学的学问家和治理者都置身于两难处境。
另外，尽管制度层次的变更已经开始，旧的文化观念开始遭到新东西的挑战，但由于改革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使部分文化积淀尚未受到冲击，甚至为了抗御西方思想的进侵，当局还会有意识地利用和倡导原有文化因素中某些表面上与现代化没有直接冲突的东西。例如，在建设精神文明的旗帜下出现的精神决定论，大一统影响至今的求大思想，权力崇拜、等级观念和寻找“救世主”的心态等等，都对中国治理实践的科学化有着极大阻碍，也对中国治理学的理论研究产生着新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