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治理题目(14)
2014-10-11 01:31
导读：真正从学理层次治理题目的，如西蒙，则没有得到治理学界的应有重视，特别是西蒙关于治理行为中价值因素与事实因素的区分，关于有限理性的理论探讨
真正从学理层次治理题目的，如西蒙，则没有得到治理学界的应有重视，特别是西蒙关于治理行为中价值因素与事实因素的区分，关于有限理性的理论探讨，关于组织行为的犹豫-抉择模式和刺激-反应模式研究以及组织在行为习惯形成中的作用等等，在我们的治理学著作中，则往往被忽略，而较多地关注西蒙关于决策程序的技术层面研究。即使对杜拉克，我们也往往只重视他的操纵层面，《有效的治理者》在中国的发行量以百万计，而真正代表其思想高度的《治理实践》则很少有人留意。
随着西方的后化，很多西方学者开始留意从东方思想的经验层面探讨解决西方“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题目。由此而给中国的部分学者造成一种错觉，把经过“否定之否定”发展后的POST追求，当作直接采用东方思想的PRE方式。我国一些学者对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寻找“后”治理理论本原的过分热衷，就是这种错觉的表现之一。
中国治理学的建设，不在于寻找解决“后现代”题目的方案，而在于探讨“前现代”遗留题目的医治药方。因此，中国还必须走由经验到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需要艰苦的探索，花费气力较大，但却不可能绕过往。试图急功近利式的直接由“前现代”跳跃发展到“后现代”，极有可能走更大的弯路。
2.防范科学主义误区?
对科学的崇拜和对精确化、严密化的追求，很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外皆然。1974年，学家布林德（Alan Blinder）在《经济学刊》上发表了《刷牙经济学》（ Economics of Brushing Teach）；1976年，伯格斯特隆（T.C.Bergstrom）在同刊上发表《寻找更深的睡觉经济学》（Toward a Deeper Economics of Sleeping）。两人对热衷于建立数学分析模型的学术进行了嘲讽。布林德以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论证收进与牙齿雪白程度紧密相关的人会在刷牙上多花时间。伯格斯特隆则针对霍迪里的睡眠经济学效用函数模型（该模型建构了日常消费和花在床上的时间两个变项，依据经济学基本的个人极大化效用原则，论证了最为明智的选择是天天睡8小时），添加了非工资收进变项，得出结论为最佳选择是天天在床9.231小时。伯氏揶揄道：1.231小时的差异可能是在床上但非睡眠的活动时间。在治理学上，有不少学者要么是为了自己的文章更有说服力，要么是害怕显得过于“浅显”，要么是为了掩饰思想的缺乏，往往热衷于类似这种刷牙学或睡眠学的研究，而且动不动就拿出数学模型来。实在，西方在治理科学兴起之后，经验主义的杜拉克，决策学派的西蒙，都对这种所谓的学问予以否定。杜拉克针对治理理论的过于繁杂琐细，明确公布要向经验靠拢，追求理论的明快简洁。西蒙则夸大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而把研究重点放在人们的刺激反应和习惯行为上。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中国的治理学处于初创时期，因此，有不少人偏向“建构”而忽视“解构”，一味追求理论的完整严密，特别是对数理方法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似乎离开高等数学和模型，就不能算是治理学。一讲猜测，就是相关分析和回回分析，而完全忽视非定量的臆断猜测即使在发达国家的治理中也占据尽大比例；一讲决策，就是数学模型和矩阵运算，而完全忽视经验聪明以及非量化的价值判定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诚然，数学是治理学研究的有力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更不是高于一切的工具。这种偏向假如得不到纠正，就会使中国治理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在突破传统
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后，热衷于数理研究，确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所出现的只有数学“是惟一的科学”偏差，值得治理学界引以为戒。假如治理学由学术走向只追求自身体系严密的“屠龙术”，将对中国的现代化极为不利。杜拉克称，组织是为了实现目标，而不是为了符合逻辑，治理的着眼点在于目标，而不在于过程。这一告诫，值得我们留意。
治理学的建设，应当做到学理研究和研究并重，价值评判和工具评判并重。必须熟悉到，我国现在治理学界比较重视的治理工程、治理科学研究，基本上属于应用层面和工具层面，而不是治理学的整体。假如沿着这条技术化的道路发展下往，很可能使我国的治理学出现较大偏差。真正的科学，只有跳出科学主义的误区，才能健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