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治理题目(12)
2014-10-11 01:31
导读：建设企业文化，涉及到对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不同看法。所谓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下的两种治理模式。现代讲机的，都熟悉IB
建设企业文化，涉及到对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不同看法。所谓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下的两种治理模式。现代讲机的，都熟悉IBM和微软，但是，它们二者在治理上的差别是巨大的，代表了两种企业文化，自然也就代表了两种治理模式。大体上，IBM、福特、通用，就相当于中国的石化总公司之类，其文化和治理可以称之为福特主义；而硅谷就相当于中国的中关村，其文化和治理可以称之为后福特主义。
在福特主义模式下，生产过程和决策过程、技术操纵和治理操纵是分离的，生产者甚至包括尽大多数治理者，被安排在大型组织的各个不同部分，彼此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分工合作体系，等级制度较为明确，按专业化原则进行组织和运作，组织对职工是封闭性的，生产者不管销售，销售者不管生产。组织与组织之间，通常有着明确的界限，即使是具有协作关系的组织，也会泾渭分明。
在后福特主义模式下，组织具有高度的分散性，一般人数和机构规模都不大，组织内部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尽可能追求治理的平面化，决策和生产融为一体，无所谓一线二线和决策生产之间的严格界限。其组织是型的，不但不独立封闭，而且互相嵌进。
北京的浙江村和中关村，对于中国来说，其在治理上的文化意义不下于美国的硅谷。它们都是创新型企业的治理模式。项飚以为：“中关村是一条街，而‘浙江村’以中低档
服装为主导产品；中关村起源于‘敢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员，‘浙江村’的开拓者乃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几个农民。但这些都不最重要。从社会学、
人类学或者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人怎样组织自己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与中关村，以及和中关村的目标模式——美国硅谷走到了一起。”假如中关村的某一个小公司迁出，或者浙江村的某一户离开群体，那就很可能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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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美国的硅谷也不是像我国那样人为搞起来的“高新技术区”，而是自然形成的，并逐渐取代了东北部的128公路区。在这里，并不是技术因素决定了硅谷的兴盛，硅谷的技术并没有超过128公路区，有人把硅谷的兴盛回功于斯坦福大学，而128公路区四周就是波士顿的大学区。专家以为，硅谷的秘密，是它的组织模式。
据项飚的研究，在浙江村，进进机制很简单也很特殊，就是关系。当他在浙江村深进下往后，几个朋友开始劝他做生意。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技术，但他们根本不当回事。“我们都把你当朋友看，钱好说，生意上稍微带带你，就起来了。”进进的条件并不是资本，哪怕身无分文，但只要具备一定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很快就会发展起来。恰好与硅谷的情况一样，大学刚毕业甚至还在校，随便找个小屋子就往设计程序。这种情况下，知识和经营能力的作用超过了一般企业所需的资本、设备、劳动力和后勤服务系统。一旦进进，就可在其中的网络（疏松组织）获得生产要素（不一定非要自己所有）和营销渠道。浙江村的这种网络，就是在充分利用亲戚、老乡、客户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销关系。而硅谷的网络中，小酒吧、小餐馆起着重要角色。“皮包公司”对于规范经营来说可能是致命伤，而对于创新经营来说可能是新机制。
浙江村模式，非常适应创新活动。一个新的服装样式，从流行到退出市场只有几个月。一条新式裙子刚上市50元，一个月后就成了10元。而硅谷模式，其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逾额利润来自创新，但一个创新吃不了多长时间。因而，这种组织必须更加开放，具备高度弹性，可以随时调整产品甚至调整方向，同时必须加大在创新上的投资而不是加大生产上的投资，以新产品为生产中心。包括在北京拣垃圾的河南村，从模式和体制上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在这种组织中，可以获得不同地区市场需要的信息，可以协调经营中的风险和责任，并可以借助其远程辅射能力（由place到space）形成经营空间。相形之下，浙江村的辅射能力较强，而中关村由于受正规化及行政框架的影响，辅射能力较弱，还停留在以place为主的阶段，其他各地政府建立的高薪技术区或园，基本是place，远未达到space阶段[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