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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村体制整体改革研究——对徐勇教授“县政(3)

2015-03-04 01:11

之所以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一个缓慢长期的过程，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并不真正进入城市完成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因为在当前土地均分制度下面，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承包地来生产足以保证温饱之需的粮食、蔬菜，可以在无偿的宅基地上建造条件不是很好的住房，可以养猪养鸡改善食物的营养结构，并可以卖一些以换取必须支出的现金收入。只要不出现大的疾病，只要子女接受小学教育后就不再上学，这个家庭就可以“温饱有余”，甚至还可以较为体面地生活下去。如果这个家庭还有劳动力到城市务工经商，他可以接受最低的报酬，这个报酬很低，不能支持他在城市养家糊口，却可以补贴他在农村家庭现金收入的不足，这个不能在城市生存的务工经商报酬可以为他在农村的家庭提供一些农业收入无法支付得起的奢侈品支出。

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让农民能够在农村生活得下去，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村发展的缓慢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中国迅速发展必要的代价，正是因为农村本身的存在及其缓慢的发展，为城市快速发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这个缓慢发展的农村社会必须是稳定的，是可以让农民8—9亿农民生存和生活下去的地方。

而从县乡村体制本身的功能来说，在农村发展本身只能是一个缓慢长期的过程，农民需要数十年才可以大部分转移进入城市时，县乡村体制必须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从而为中国未来数十年的现代化提供来自农村及生活于其中的8—9亿农民的支持作出贡献。这个意义上，县乡村体制并非消极无为可以成功的。我们不仅需要一个不贪污不腐败不官僚的县乡村体制，而且需要一个高效率有作为的县乡村体制。

2、的区域非均衡性将长期存在

在农民收入不能有较快速度提高的同时，中国因为受益于劳动力的廉价和土地的廉价（参见何新地租文），而吸引大量外来投资，并使中国整体经济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城乡之间、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高收入的上层与低收入的下层社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状况与后果将长期存在。

徐勇教授认为，自近代以来，在中国格局中有三大区域相互博弈，发生作用。一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区域，一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区域，一是以两湖为代表的中部区域，它们分别占有三种资源：权力、资本和劳动，在中国，权力、资本和劳动这三种资源在参与治理过程中的配置构成处于不均衡状态，权力是独占的，资本是稀缺的，劳动则是无限供给的。这就决定了只占有劳动资源的农村农民在治理过程中缺乏对等的谈判地位参与博弈。曹锦清曾认为，近代以来江浙工商业传统通过建立对中西部劳动和资源的剥削关系，而在中西部的衰落中兴盛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江浙的重新兴盛很大程度上也是继承光大了过去的工商业传统，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因为缺乏这种传统而处于一步未跟上步步跟不上的困境之中。

无论如何，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大连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工商业传统，特殊政策优惠以及过去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原因，而迅速发展起来，处于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优势地位，在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高位。占据优势地位的东部沿海地区因为资本的强势而越来越具有强势地位，而中西部地区因为劳动的弱势而更加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剧的同时，地区差距又进一步加剧。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仅城市迅速发展而且农村化也迅速发展，以工商业和休闲为基础的东部农村小城镇与迅速发展的大中城市联成了城市带，这些城市带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城市带，如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珠江三角洲城市带、京津塘城市带、环渤海城市带，在这些城市带中的农村地区，本质上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因为已经工商业化，且农村土地快速增值，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农民也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建立在这些已经工商业化农村基础上的传统的县乡村体制本身也就需要进行适应性的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