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村体制整体改革研究——对徐勇教授“县政(6)
2015-03-04 01:11
导读: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阶段的农民,生存危机不再存在,但他们必须找到抵御各种天灾人祸的办法,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他们尤其需要找到办
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阶段的农民,生存危机不再存在,但他们必须找到抵御各种天灾人祸的办法,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他们尤其需要找到办法来有意义地消费掉过多的闲暇时间,使他们生产以外的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而所有以上方面,本质上都是农民的合作问题,是农民在村庄中通过相互行动来获得生活的意义,来克服共同的困难,而保证生产生活可持续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建设的核心是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被村民自己认同,使村民从中获得好处的共同体。市场经济则是破坏村庄共同体的力量。
因为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来自城市的工商业,而越来越有能力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国家就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为村庄建设提供外来支持。能否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为基础,通过各种建设村庄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使村庄可以有效吸纳难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使农民在村庄过上体面、有意义的生活,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要设计的县乡村体制,就是要服从和服务于村庄共同体建设这个目标。
4、农业型地区的“实村弱乡”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简单的讨论,一是中国农村现在已经分化,不能用统一的农村来描述中国农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其中少数农村逐步融入城市带中,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但绝大多数农村仍然以农业为主,农民将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二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村来说,农民将长期生活在村庄之中,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劳动,农民现金收入有限,闲暇时间很多。
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将长期生活在村庄中,而难以真正转移进入城镇,以城镇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市场经济本身建立的金钱第一的价值观,越来越将农民生活挤入边缘位置。能否为数量庞大处境不良的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场所,为他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基本秩序,就成为当前自上而下战略决策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县乡村体制整体设计的第一步。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将来很长一个时期,必须重视村庄建设,而限制小城镇建设。通过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外来资源的输入,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秩序。村庄是生产性的,村庄建设与不能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去的农民的福利关系极大,只有当农民可以在经过建设后宜于居住生活的村庄中生活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因为数量庞大农民的不满而功败垂成。
重视村庄建设而限制小城镇建设,即是“实村弱乡”,重视村庄一级而不重视乡镇一级的建设。“实村弱乡”不是说当前中国农村已经做到了“实村弱乡”,而只是说应当以“实村弱乡”作为乡村建设和发展战略的设计目标。若从当前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当前乡村正面临的问题来看,实现“实村弱乡”这一未来政策目标困难重重。具体地说,实村的目标目前所面对现实是村民越来越不能合作,村庄共同体越来越难以建设,村庄越来越破败。造成这种现实的原因,既与当前自上而下有意无意施行的破坏村庄的政策有关(如对传统组织的粗暴政策,对传统信仰的破坏等),更与市场经济置农村经济和文化于边缘地位的能力有关。农民收入相对于整个社会越来越少,农民文化越来越被媒体所嘲笑,农民生活越来越被宣布为落后的愚昧的没有价值的生活。农村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尤其是农村精英人物从农村流出。结果,维系传统村庄秩序的制度被破坏了,而现代的制度又生长不起来。农民合作不能达成,村庄共同体不能建立,内生村庄秩序没有根基,村庄越来越不能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也越来越不适合农民居住,越来越不能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场所。农民看不到村庄未来的希望,精英急于搬出村庄,终至村庄越来越破败,越来越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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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共同体解体,村民原子化的基础上,村庄秩序不可能内生,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县乡村体制缺少扎实一环。这个意义上,我们设计县乡村体制中所说“实村”,是方向,是政策目标,也是县乡村体制整体设计的基础。中国现代化的特殊状况或说中国9亿农民的国情,要求自上而下的决策建设村庄而不破坏村庄,将“实村”作为一个困难但又必须达成的战略目标。只有“实村”才能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场所,从而才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较大的腾挪空间。